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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调查 摘要：政绩观，是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去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和态度，对干部如何从政、如何施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领导干部中的根本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用的还不是人民的的钱？很多官员进入官场前曾信誓旦旦地要做个好官，廉洁清正。相信在那时，这确实是他们的心声。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得知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得到上级的认可，机会不可能永远眷顾自己时，看着其他同事或是官场的**氛围，又有多少人仍坚守岗位，坚持着为民办事，清正廉洁呢？然而又有多少人开始给上级送礼，搞人际关系，为此得到升迁的机会？这与古时的用钱买官又有什么区别？当好不容易爬了上去，就开始收取下级的红包以赚回当初自己的付出。所以高层人员，凡是被举报查到的，哪个不是百万富翁？政府官员的政绩观，从一进入官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记得上学期回家时，在公交车上，听到了两个位老人在谈论政府出台的增加公务员工资的政策。那是两位已经退休了的老人，谈话内容大致是，老人的退休金并没有丝毫增加，可是公务员的工资却又长了不少。如果是给军人或是已退休的军人涨工资，并无丝毫意见，但对于此，却十分不满。虽然可能两位老人有点点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公务员的些许偏见，但是却是体现了政府政策的不得民心。现今又有多少官员会去走访群众，了解民意呢？对于要承担的责任也都是各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真有点心寒啊。 三．完善监督体制，加强对官员的课绩与考察 在近些年来，上至全国性的非典疫情，下到地方范围的恶性事件，人们都觉察到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对事实真相的遮掩。各类迟报，漏报，瞒报等的行为造成了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成为了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严重障碍。 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不乏许多优秀监督体制的实例。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与一系列社会变迁相应，政治制度的施行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唐代，中央集权政治比之前更有效能，课绩制度系统严整，文武官员受到考课规范相当程度上的制约。课绩结果直接影响到升迁的阶次与速度，因此成为官员们密切关注的问题。这边是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唐代考课制度的效用不仅由考课的内容所决定，更是由其执行状况所决定。这涉及整个体制的运转方式，涉及层层课考事物的主管者，包括州郡长官，部门首脑以及中央人事机构的实际操作者的主观努力，也涉及决策集团的政策调整问题。唐代的课绩内容与衡量标准是由法规条令，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正式章程和临时性文件决定的。 在唐代的实际考核工作中，并不局限与“四善二十七最”之条目，而是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衡量尺度。在考核的实施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在“善”状的评定对于“清白”的突出重现，另一方面是在“最”绩的审核中对于地方官员基本职责与业绩的认定。主要反映唐代前期状况的王梵志的诗，在其“任人做官职”一诗中，谈到地方官员任途升迁的理想前景时，就特别提到了“清白状”的意义①。在武则天时期，不但突出倡导“清白”善政，而且无情惩治贪赃劣迹，课考发挥了作用，与监察手段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正如陆贽所说： 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荐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②。 百姓生活的安定，涉及国家统治的稳定，是唐代决策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有要求，就需要考核。除了常规的考课外，又有经常性的监察御史分察巡按郡县，还有中央特专使的查访。唐代的中央使臣，监察官员在考察地方官员政绩时，比较注意当地的舆论。搜集百姓的反应，成为了信息反馈的主要途径之一。即使在现今，人民群众仍是国家的根本。经常考察民意我认为是十分，极其必要的。不但是判断政绩观正确与否的标准，更是立国的根本。我认为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完善政府的监督体制，加强对官员的课绩与考察，在制度上进行约束。也许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政府官员纠正错误的政绩观吧。 参考文献： 敦煌写本P.3418，参见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62—666页。 《翰苑集》卷一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四部丛刊本；《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