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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城市精神刍议 俗语云：一方水土一方人。论说一地的精神，离不开分析一地的山水、人文。宜兴山清水秀，南部山区有山、岭、岗、岕，连绵起伏、婉若眉黛，其间密布着溪流、涌泉、绿涧、碧潭，中北部圩区湖、氿、荡、河，恣意荡漾、交织若网，其间分布着平畴、丘岭、水田、旱垄。中央则是荆溪（即《水经注》所称之中江）自西向东，缓缓流过，直入太湖，东注于海。正所谓山不高而具神秀，水不深而隐蛟龙。明代著名文学家、宰辅李东阳《荆溪赋》所谓：“荆之溪兮，孰使为清，荆之山兮，孰使为灵，人与地而俱佳兮，文与献而俱徵，彼信美而非吾土兮，怅无楼之可登，感妙思于吴歌兮，托骚辞于楚声”。套用孔子《论语》之言，叫“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有山有水的宜兴，应该是仁者和智者共有的乐土，也是仁义和智慧兼具的沃土。苏州大学严迪昌教授曾说宜兴乃“山水秀发、人文蔚起”之地。如此灵山秀水，孕育了质朴仗义、聪慧多情的宜兴人，自秦代立县以来，历代宜兴名臣干将相踵、高科巍爵相接，俊彦名绅辈出、才子佳人不绝，造就了宜兴在江南乃至全国的人文渊薮、才子之乡的美名。 如何总结宜兴二千多年人文历史，审视宜兴人的精神世界？古人也早有描述、总结和研究。如北宋《太平寰宇记》称宜兴：“人性佶直，黎庶淳逊，敏于习文，疏于用武”。苏东坡有诗曰“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朱熹《宜兴学县记》中称“县人学子，知所向慕”。真德秀在《宜兴先贤祠堂记》中则说宜兴“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语出《孟子》〕”。《重刊宜兴县旧志》引明代危山之语，有“不事浮华，少为商贾，耕稼自给，士尚儒术，缙绅代不乏人。男子不远游，女子不交易，士夫不衣文绣，不乘舆马。俗多尚吟咏”的记述。清《宜兴县志》则说：宜兴“士大夫皆知绳趋尺步，纳身轨物，以为士民标准”。《寰宇记》里记述宜兴的几句话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尽管有时代局限，但至今仍不乏启发意义。“人性佶直，黎庶淳逊”，自古以来，几乎改变不大，而“敏于习文，疏于用武”，这大概是唐宋以后的客观描述。因为地处江东的宜兴在初唐之前尚武风气甚盛，故名将辈出，真正的崇文重教实乃两宋后事。 当然，人的精神总是在大是大非、大灾大难面前暴露得最直观。探讨宜兴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和改变，更应当注重宜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口变迁、重大产业变革。如六朝时期，义兴本地氏族的成长〔周氏、许氏、蒋氏〕、大量北方大族南迁定居，在此开枝散叶、每秒生息；隋唐风云际会之间，义兴人揭竿而起，其中清史留名的人物有蒋元超、薛士通、闻人嗣安、许世绪、卫逖等，中唐以后，大批王公贵族遁迹义兴，筑室安居、以图自保（权皋、权德舆，皇甫冉、皇甫曾，陆羽，许浑，独孤及，杜牧、杜晦辞，张涉、张中立、张仁颖，李褒、李召、李昭，陆翱、陆希声，薄自牧，李绅，孟郊，王徽，李幼卿，刘长卿，李戡、李蠙，陆勋，陶详，贝禧等等），为宜兴人文兴起奠定了基础。两宋时期，宜兴本土人才大量成长，主要表现在科场上进士辈出，其中蒋氏一门就有近四十位进士，北渠邵氏、湖父单氏、北川张氏、桂芳吴氏、荆南周氏、阳羡惠氏、臧林储氏、江南虞氏都有不俗表现，状元宰相相继涌现，才子之邦的底子由此形成（咸淳毗陵志、毗陵人品记中记述的北宋以前的常州地区名人，一大半是宜兴人）；同时，以好义乐群、谦恭融和闻名的宜兴，还吸引了一大批当时全国顶级的人才，把宜兴当成第二故乡，如王安石之弟平甫、苏轼、陈襄、李纲、岳飞、梅尧臣、朱熹、王褒、范成大等等，由此，“阳羡田”一词成为一个典故，王安石说：“久闻阳羡溪山好，颇与渊明性分宜”。 元明时期，正是宜兴的俊彦迭出，吸引了无数文人学者的目光，元代赵孟頫、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及何澄、钱选、陈汝言、周砥、徐贲、方从义等在宜兴留下足迹和墨宝，宜兴书画文事昌盛。明代，徐有贞、李东阳、叶向高、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唐顺之、文嘉、董其昌、李流芳、周容等名公巨卿、各界名流相继来宜兴，为宜兴文事兴盛推波助澜。元末明初，刚毅的宜兴人纷纷忠勇而起，然王旗变幻，难以适从。或随韩林儿、或随徐寿辉、或随张士诚、或随朱元璋，山村乡闾一度血流成河，许多乡人隐姓埋名，分逃各处，最为突出的就是杨氏、徐氏、陈氏。这种刚强的气质，在明代一直贯穿始终，而后有东林党中的宜兴人万士和、陈于廷、何士晋、蒋允仪、张纳陛、汤兆京、毛士龙、吴中行，明末，宜兴忠义耿直之士更是接踵而生，卢象升一门忠义，死国者数以百计。南明一朝，宜兴诸将几乎撑起了半壁江山，吴炳、吴贞毓叔侄，堵胤锡、堵正明、堵世明父子，位高权重、以死报国。有明一代，也是宜兴人才成长最巅峰的时期，由进士而状元，由名臣而宰相，由名将而统帅，其人数超过了两宋时期。 清代的宜兴人才，数量不少，但杰出人物比较少，同时，这一时期还有一现象，就是在朝为官的较少、在野吟咏者众多，而且后者的成就远远超过前者。阳羡词派、常州词派中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