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民族形式梁思成.doc

建筑的民族形式 本文系作者1950年1月22日在营建学研究会的讲话稿。 　　19世纪以来日益发达的交通，把欧美的建筑病传染到中国来了，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期间，中国人完全失掉了自信心，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养成了十足的殖民地心理。在艺术方面丧失了鉴别的能力，一切的标准都乱了。把家里的倪云林或沈石田丢掉，而挂上一张太古洋行的月份牌。建筑师们对于本国的建筑毫无认识，把在外国学会的一套罗马式、文艺复兴式硬生生地搬到中国来。这还算是好的。至于无数的店铺，将原有壮丽的铺面拆掉，改做“洋式”门面，不能取得“洋式”的精华，只抓了一把渣滓，不是在旧基础再取得营养，而是把自己的砸了又拿不到人家的好东西，彻底地表现了殖民地的性格。这一百零九年可耻的时代，赤裸裸地在建筑上表现了出来。在1920年前后，有几位做惯了“集仿式”(Eclecticism)的欧美建筑师，居然看中了中国建筑也有可取之处，开始用他们做各种样式的方法，来做他们所谓“中国式”的建筑。他们只看见了中国建筑的琉璃瓦顶，金碧辉煌的彩画，千变万化的窗格子。做得不好的例就是他们就盖了一座洋楼，上面戴上琉璃瓦帽子，檐下画了些彩画，窗上加了些菱花，也许脚底下加了一个汉白玉的须弥座。不伦不类，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胸前挂一块缙子，脚上穿一双朝靴，自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 协和医院，救世军，都是这一类的例子。燕京大学学得比较像一点，却是请你去看：有几处山墙上的窗子，竟开到柱子里去了。南京金陵大学的柱头上却与斗栱完全错过。这真正是皮毛的，形式主义的建筑。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他们丝毫也没有抓住。在南京，在上海，有许多建筑师们也卷入了这个潮流，虽然大部分是失败的，但也有几处差强人意的尝试。 　　现在那个时期已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我们从事于营建工作的人，既不能如古代的匠师们那样不自觉地做，又不能盲目地做宫殿式的仿古建筑，又不应该无条件地做洋式建筑。怎么办呢?我们惟有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形式的建筑。 　　我们创造的方向，在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中已为我们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我们的建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建筑”。这是我们的纲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必须使其实现。怎样地实现它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从建筑学的观点上看，什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我们可以说：有民族的历史、艺术、技术的传统，用合理的、现代工程科学的设计技术与结构方法，为适应人民大众生活的需要的建筑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建筑。这三个方面乍看似各不相干，其实是互相密切的关联，难于分划的。 　　在设计的程序上，我们须将这次序倒过来。我们第一步要了解什么是大众化，就是人民的需要是什么。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艺术的，美感的方面的需要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我们营建工作者担负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一个繁重困难的任务。这任务之中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我们要顺从人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适合于他们的习惯。在另一方面，生活中有许多不良习惯，尤其是有碍卫生的习惯，我们不惟不应去顺从他，而且必须在设计中去纠正它。建筑虽然是生活方式的产品，但是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建筑的产品。它们有互相影响的循环作用。因此，我们建筑师手里便掌握了一件强有力的工具，我们可以改变人民的生活习惯，可以将它改善，也可以助长恶习惯，或延长恶习惯。 　　但是生活习惯之中，除去属于卫生健康方面者外，大多是属于社会性的，我们难于对它下肯定的批判。举例说：一直到现在有多数人民的习惯还是大家庭，祖孙几代，兄弟妯娌几多房住在一起。它有封建意味，会养成家族式的小圈子。但是在家族中每个人的政治意识提高之后，这种小圈子便不一定是不好的，假使这一家是农民，田地都在一起，我们是应当用建筑去打破他们的家庭，抑或去适应他们的习惯?这是应该好好考虑的。又举一个例：中国人的菜是炒的，必须有大火苗，若将厨房电气化，则全国人都只能吃蒸的、煮的、熬的、烤的菜，而不能吃炒菜，这是违反了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的。我个人觉得必须去顺从它。 　　现在这种生活习惯一方面继续存在，其中一部分在改变中，有些很急剧，有些很迟缓，另有许多方面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做营建工作者必须了解情况，用我们的工具，尽我们之可能，去适应而同时去改进人们大众的生活环境。 　　这一步工作首先就影响到设计的平面图。假使这一步不得到适当的解决，我们就无从创造我们的民族形式。 　　科学化的建筑首先就与大众化不能分离的。我们必须根据人民大众的需要，用最科学化的方法部署平面。次一步按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用最经济、最坚固的结构方法将它建造起来。在三个方面中，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技术问题。我们须努力求其最科学的，忠于结构的技术。 　　在达到上述两项目的之后，我们才谈得到历史艺术的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