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DOC

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 张静 【摘　　要】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解释基层社会情绪政治化的现象。文章阐述了社会成员的组成关系变化，特别是他们和公共组织的连接通道中断时产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成为遍地存在的“代理政府”，它们实际上承担着代表、应责、协调和连接的职能。但随着这一角色的收缩和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社会应责和协调机制式微，个体和公共的连接关系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在基层社会，发挥上述作用的社会机制衰退的程度，可以解释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 【关 键 词】个体与公共；社会治理；情绪政治化 【作者简介】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15.1.50～58 【基金项目】感谢北京大学基金会李斌社会学项目(社会组织化的政治转变机制)的支持。 ? 现象和问题 在社会治理领域，研究者普遍发现，最近几年，基层社会情绪的政治化日益显现。它表现在：网络环境充满政治气氛，网络问政活跃，网民倾向于将各种问题归因为政治解释；在社会冲突案例中，个人事件容易转化为多人参与的群体事件，法律对抗容易转化为针对公共机构的对抗；大量主动卷入冲突中的个人，与事件结果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社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进入公职机构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对公职人员及机构评价低，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情绪蔓延。 对于这种现象，有几种广泛流行的解释。一是“收入差异论”，认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解释的基本逻辑在经济收益比较，它重视分配体制的变化——原来的按劳分配，变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这类研究指出，对不少社会成员来说，上述变化并不公平，因为现在的个人收入不仅与贡献大小相关，还与人们所拥有的物化生产要素多少有关。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区的收入明显拉开。有学者计算，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间收入差距变化迅猛，2000年城乡之间的收入比达到2.90︰1，到2003年上升为3.23︰1。① 与此逻辑类似，“地位不平等论”认为，人们的怨气来自认识到社会不公，即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不平等意味着有剥削和压迫存在，由此生发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问题难解的原因，在于财富平等和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对平等要求太高会损害发展效率，完全忽视平等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虽然有必要对财富不平等进行温和限制，但无法设想完全消除它。② ?“社会结构固化论”则把“群体性事件”与“阶层固化”联系起来，③认为如果某些阶层无法通过流动改变地位，就会酝酿社会对抗。这一观点引用数据证明，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最近几年部分人群地位上升减缓，社会流动受阻，改变自身状态的困难，强化了这些人群的绝望感，于是出现反社会的报复行为。④比如，一些事件没有具体实在的理由，但仍然长时间持续，其“基本的背景，是这些年来不断定型化的社会结构”：教育作为一个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正逐渐蜕变为阶层固化的再生产机制，寒门子弟越来越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国家和垄断集团联手，封杀了其他阶层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这导致阶层之间的边界出现，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阶层再生产不断持续。⑤ 上述论点阐述理由的重点不同，但共享一个逻辑：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社会不满存在直接关系。可是，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但显然并非这些社会都存在针对公共机构的普遍不满。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是为什么？ 下列研究更让这一追问的必要性增强。有学者在区域研究中发现，在北京地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⑥另有基于全国数据的调查显示，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的幸福感较低。⑦如果幸福感和不满是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些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困惑：难道收入更高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可能不满？难道受到教育的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比那些未受多少教育也未获多少保障的从业者更可能不满？这些现象令我们反思上述三种解释的局限。如果我们同意，农村和城镇居民、受教育和未受教育、体制内和体制外就业者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差别，那么这些比较研究的启发在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和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直接，还有一些中间影响因素未被揭示。 一些更大范围的国际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受访者对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较少”，中国人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在中国，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更和缓”。大多数中国人将不公现象归结于勤劳或个人能力差别所致，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不公平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项研究的作者认为，这说明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