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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庄案谈你对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 2009年，12月12日，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刑拘。李庄被控涉嫌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李庄在12日被刑拘，13日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效率之高，被律师界称为“重庆速度”。在李庄案中，检察院起诉李庄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306条。检方指控李庄涉嫌“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和“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2011年4月22日，，公诉方决定撤回起诉。李庄案引发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多方连锁反应，世人关注的焦点是李庄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由于此前尚未有律师因此罪名走上法庭，此案被称为“中国第一案”。 “李庄案”的发生引发了我们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以及辩论律师团体的反思。? 关于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困难和与被告人交流的界限 李庄案中，律师与被告人的三次会见都有民警在场，并且每次会见都要经过批准，可以说作为律师他是很艰难才见到当事人龚刚模的，在我国，1，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和苛刻，导致我国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帮助的较少。2，律师会见的时间都有限制并且是那种很少的那种，在那段时间内根本不能给当事人应有的法律帮助，还有就是会见次数太少，3，很多案件律师在会见时，都有侦查人员在场，影响了双方的交流，4，律师会见当事人绝大多数都在看守所里面，看守所里面也有各种各样对律师的限制。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律师与当事人的交流， 交流的界限问题表现在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间有没有被刑讯逼供，以及律师是否可以将其他同案嫌疑人的供述材料告诉给被告人。被告人陈述前，先问有没有被刑讯逼供，这是对律师职业的最基本的要求，这并无不当。其他嫌疑人的供述材料本来就是应当为被告人所知晓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才能有效地对检方的这些证据进行质证。然而，跳出此案，从制度上如何规范律师与被告人交流的界限问题更是值得考虑的，从诉讼的角度来讲，诉讼本身就是博弈活动，目前的改革方向如庭前和解和辩诉交易也体现出这一点。双方对证据的相互了解是实现博弈的基础条件，若辩方对控方的证据并不知晓，那博弈将无法形成。因此，法律应如何设定律师向被告人透露案情的界限，这是最关键的。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问题 在李庄案中的8个重要证人一个都没有出庭，本案中的证人在被拘押地作证时，是否被威胁、引诱和刑讯逼供，都难免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出庭与否固然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书写的证言是否是自由选择恐怕就存在疑问了。重庆公检法能让这些证人书写书面证据，完全可以让这些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不是这些“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而是他们没有说走就走的人身自由。总之，在我国现在的制度下，证人是很难会出庭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才可以加以接受和认定，而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司法过程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一直被强调，它们都跟证人出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证人不出庭而仅以一张纸呈现在法庭中，律师将无法当面对质，揭露谎言或伪证，这将使律师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虽然我国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有对质权，但司法解释规定，当证言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允许被告进行对质的。所以，指控李庄律师的这些证人在开庭时应该出庭，否则，他们的证言将无法得到质证，这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侵犯，是违反法律的。 　　证人有出庭的义务，不能仅以“不愿意”为理由拒绝到庭。并且，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来，这些证人中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如看守所人员，还有医生以及其他的同案犯，他们不到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李庄案中龚刚模是作为物证出现的。因为龚刚模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手上是否有伤痕，这些都是应该作为物证的。如果证人不出庭、而物证也不到庭的话，审理就没有意义了。 （三）关于被告人是否应该揭发辩护人 律师与被告人之间职业上的信赖关系，所以我国允许律师知晓但不揭发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就像要求律师揭发被告人一样，辩护人若由于被告人的揭发而定罪的话，将对律师行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并直接影响整个律师制度。本案是由被告人龚刚模举报并作证的，这跟律师揭发自己的委托人相同，将会对律师的根本制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律师与委托人之间职业上的相互信赖是应该有的。在本案中，李庄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帮被告人早日澄清事实，还他自由之身，所以说他们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本不应该出现什么揭发的问题，而李庄案件，使中国辩护制度的底限受到的质疑，即律师应当如何依照法律规定为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这本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但李庄案的特殊性却把这个问题大大的复杂化。依《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律师在明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法而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