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报人张季鸾的家国情怀.docVIP

浅谈报人张季鸾的家国情怀 　　摘要：张季鸾，一介布衣，但是以一支笔忠实的记录了当时中国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民众百姓和社会精英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思考和建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坚持着一个报人为救民族危亡而摇旗呐喊奔走呼号的责任。他这种爱国情怀和独特的历史际遇，为后人所称道，也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键词：张季鸾；文人论证；报恩主义；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97-02 　　 　　张季鸾，名炽章，1888年生于济南，1942年病逝重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张季鸾始终以办报为唯一职业，靠着一支秃笔，以他独有的才华、人格和执着实现着他文章报国的思想。并将“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始终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其价值追求的。在现代传媒没有出现以前，知识分子立言一般以著书立说为主，但在晚清时代立言已开始转换成了新型的公众媒体--民间报刊。清末到民国，政权更迭，国家动荡，内忧外患，客观上为知识分子形成“文人论政”的“独立的精神”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张季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大公报为载体，去实现他言论报国的部梦想。 　　一、张季鸾思想根源探析 　　大凡了解张季鸾内心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以“报恩思想”人作为他的人生价值体系之核心的。他曾在《归乡记》这样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张季鸾的这种思想是受到他的父亲张楚林的影响。 　　张楚林于光绪二年考上了进士，为陕西榆林地方百年来所未有。为此张楚林一直念念不忘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总兵刘基厚；另一个是知府蔡兆槐。甚至在家中给二人立了牌位，令子孙后代祭祀。父亲的这番经历和举动为张季鸾形成报恩主义埋下了第一重伏笔。接下来便是张楚林贫病死于任上，孤儿寡母扶柩归榆林，母亲王氏又操劳早逝，这一切促成张季鸾报恩之心的真正发展，是张季鸾的报恩主义的第二重伏笔。 　　幼年的张季鸾，很早就外出游学，名义上是游学，实际是为生活所迫的外出糊口。就在此时，张季鸾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三个人。延榆绥道陈兆璜，爱其才，怜其贫，召入道署，令与子共读。之后又出资送到咸阳醴陵“烟霞草堂”拜从关学大师从刘古愚老先生，刘古愚是一位和北宋儒学大师张载志趣学行相仿佛的“关学”传人，对张季鸾学识、人生观都有重大影响。该学派主张“学贵在有用”，比较注意和观察国计民生等问题。刘古愚虽处乡间。却真正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政治思想颇为成熟。在国家危难之际，排满情绪日益高涨，刘古愚提醒人们解救中国应该“重外患而轻政体”。更为可贵的是他不顾年老体弱前往甘肃，普及教育，他说“汉回为西北隐忧，吾将期以三五年，教化回民子弟，此关陇大计，非吾莫属。”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结对张季鸾影响非常深。刘古愚本身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影响着张季鸾。张季鸾回忆恩师“坦诚而近人，谦和而有威”。后来他又在陕西学台沈卫的推荐东渡日本留学，从而得以接触到西方政治学说、经济理论，并因此结识了孙中山。这几位先生对张季鸾的恩义可谓深重之至，现实的境遇和文人的品性，使他的报恩之心也从此越发强烈地开始积淀，张季鸾的报恩主义由此形成。 　　二、张季鸾思想体现之一――文章报国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文章报国。他凭借手中的笔，以报刊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事，分析时局，为国献计。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三十年间张季鸾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他在社评《跌霸》，骂军阀吴佩孚；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骂汪精卫 ；他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中骂蒋介石，并指控蒋“不学无术”。“四?一二”之后，他发表社评《党祸》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说：“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 　　张季鸾的评论中还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他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变为侵略行为的过程，他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中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都是舶来品；日本切感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种结果？此吾人所感危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