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类型学参项的差比结构 - 东方语言学.doc

(原载戴庆厦主编《中国民族语言文学论集4·语言专集》，民族出版社2004, 1-21页) 差比句的调查框架与研究思路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缘起与鸣谢： 在本论文集之由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作了“汉语方言间及汉藏语言间量词的句法类型差异”的发言。后来，此发言还以每次略为不同的题目和重点在中国和日本的若干场合宣讲，虽几经加工修改，但仍只是一个详细提纲，材料和观点尚未成熟到可以发表。现在，戴庆厦教授嘱我将论文提交给本论文集，我无以应命，便征得戴教授同意，另选一文加以修改整理，供这本文集之选。 这篇替补之作，原系为“第8次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杭州，2002年3月）准备的一个调查提纲说明。2001年的“东南”会议经笔者提议、大家同意，定下2002年“东南”会议讨论比较句，为此笔者准备了一个粗略的调查提纲发给大家。后来有参与者觉得提纲过简，提议扩充。于是，笔者又根据类型学上比较句（尤其是差比句）研究的成果，写了一篇较为详细的说明文章，解释差比句研究的意义及调查研究时需注意的问题，材料多取自汉语方言，也有部分取自其他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章在会前发给各位与会者参考，其主要内容还曾在香港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语言文字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在写作过程中，查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著作，发现国内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中对差比句还注意得相当不够，不少语言的语法描写缺少差比句这一项，而在国际上，差比句是语法调查中最重要的参项之一，即使是很简略的调查也会把差比句作为一个必查项目，因为差比句的结构在语言类型学方面有重要价值（见下面“引言”）。此外有些提供差比句材料的描写，也存在没有抓住要害、描述语言事实不够清楚的情况，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差比句研究用类型学的角度看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差比句各个组成部分所使用的术语也相当混乱。由此感到民族语言差比句的调查研究确实有待加强，汉语差比句的调查研究也需要更多引入语言共性和类型学的视野。因此，特将原文重新修改加工呈于这本文集。这便是本文的缘起。 本文的发表，除了得益于主办会议并编辑本论文集的中央民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系外，还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为“东南”研究计划提供的资助。此外，本文写作、修改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重点课题ZD01-04的资助。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高云峰、硕士生姚洁青和刘海燕为本文收集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引言 作为类型学参项的差比句，首先是一种语义结构，它在不同语言中的句法实现可以相当不同。差比句在语序类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其构成成分的语序，与动宾语序和介词类型（前置词/后置词）密切相关，是重要的类型指标（type indicator）。在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类型学的语法调查中，差比句的句法表现已成为基本的必查项目。 差比句在语序类型学中的重要性，从当代类型学的奠基之作Greenberg（1963）及Dryer（1992）总结的共性就可看出。前者基于30种语言得出的45条共性中的第22条指出： (1) 当差比句的唯一语序或语序之一是“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时，该语言为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语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时，大于偶然性的绝对优势可能是该语言为前置词语言。” 该共性指出了比较句语序与介词类型的关系。Dryer（1992）基于100多个语组625种语言的统计发现，可以把差比句的语序进一步简化为两个要素：形容词和基准。他发现OV（宾动）型语言基本上都取“基准+形容词”的语序，VO（动宾）型语言则一律用“形容词+基准”语序。该共性指出了差比句与动宾结构语序的相关性。在他的语种材料中，汉语是唯一作为SVO语言却使用“基准+形容词”（比小王高）的语言[1]。相比之下，在作为前置词类型的古汉语和粤语中，差比句（分别如“苛政猛于虎”和“阿福肥过阿明”）正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的语序，符合Greenberg的共性，其形容词在基准前的语序也符合Dryer发现的VO型的常规。属于VO-前置词类型的壮侗语言和属于OV-后置词类型的藏缅语言大都采用符合语言共性的差比句类型。 然而，差比句并非只有“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和“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两种句法表现，实际语言和方言中差比句的句法表现要复杂得多。普通话的“比”字句已经在上述两种结构之外。有些语言方言的差比句甚至无法简单地分解成上面三种句法成分，例如大田闽南话“我比汝恰大汉”（ 我比你高壮），“汝恰悬我。”（你比我高）中的“恰”是差比句的重要成分[2]，但它似乎又不是Greenberg共性所说的那种比较标记。因此，我们需要对差比句在语言方言间可能的句法差异进行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入的分析，以使我们的描写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