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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的诠释 ——爱德华·蒙克的《生命之路》 杨中华 作者简介：杨中华，1965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硕士，惠州学院艺术教育系副主任、副教授，广东省高校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有：《辣椒红了》获第二届全国水彩画、粉画展优秀奖；《苗家风味》、《静物》、《山寨汉子》分别获湖南省美展银奖、铜奖二次。《今日中国美术》、《艺术百家》、《中国水彩》等专版介绍其作品及事迹。论文多篇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宁夏大学学报》、《艺术百家》、《电影评介》、《包装工程》、《美术大观》、《中国水彩》等核心及专业刊物上发表。 内容提要：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由于不幸的生活经历滋生了丰富的悲剧意识和死亡意识，他在自己的作品《生命之路》（组画）中深刻地表现出强烈的死亡意象，融入了他诗意而神秘的情感，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震撼力。 关键词：死亡 表现 《生命之路》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结构有价值的意识形态，作为对于人类精神多层面的审美反映，它在自己的历史长河里一直将死亡作为表现的永恒主题。诚如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所言，死亡是最高的哲学问题和最高的美学问题。其实，它也是最高的艺术问题。 历史上的黑暗残暴给人类带来不幸、痛苦和死亡，许多艺术家面临死神的种种威胁，或为暴君杀戮，或为战争夺去生命，或因贫困而终，或为正义仁道舍身。“死亡是他们人生最强烈最灼痛最激愤昂扬的诗意印象，无论在情感深处荡漾死亡恐怖和死亡冲动的波澜都构成了他们艺术创造的动因和源泉。”①艺术家是死亡真切的观察者和体验者，他感受到暴君驾崩的快乐，丑恶被埋葬的喜悦，为仁人志士的殉道而悲哀，为高尚的人们无意义的死亡而惋惜，为善良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消逝而同情。死亡对于艺术和艺术家而言，不仅是个严肃的课题，还蕴含了丰富复杂的情感内容，包含许多难以言传的精神现象和琳琅满目的审美现象。生命、性爱、伦理观、生存价值等等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存在无不暗隐在艺术对死亡的诗意表现之中。 在美术中上，许多大艺术家对“死亡”的命题都有深刻领悟和传神表现，为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死亡”的不朽之作。如：《耶稣的受难》（尼德兰，汉斯·曼姆林克）、《最后的晚餐》（意大利，达芬奇）、《骑士，死亡和魔鬼》（德国，丢勒）、《地狱之门》（法国，罗丹）、《马拉之死》（法国，达维特）、《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西班牙，戈雅）、《送葬》（俄国，彼罗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俄国，苏里可夫）、《格尔尼卡》（西班牙，毕加索）等。其中，最具典型代表的是挪威人爱德华·蒙克。 爱德华·蒙克（Edward Munch，1863-1944），是著名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同乡，也是同时代的挚友，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也出现在这个时代。蒙克5岁时，就蒙受丧母的不幸。母亲的不幸逝世给他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印象，无意识心理结构中的死亡冲动自此占据了他的精神空间。蒙克刚成年不久，他的父亲又成了宗教狂热的牺牲品，他的姐姐经受疾病的折磨后又辞别人间，他本人也一直被病魔纠缠。蒙克在童年和少年所经历的一切使他形成了阴郁、不安、内向的性格，导致他成年后的情感生活更加坎坷艰辛，而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使他必然遭到社会的排挤和压制，以及晚年精神失常等等。终身为疾病、疯狂与死亡所纠缠的种种磨难，只有通过艺术去承受、消解，于是艺术成为他生命中的唯一寄托，他凭借艺术创作安抚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示社会的丑陋和人生的痛苦与悲哀。 蒙克不幸的家庭经历对他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艺术家创造心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论点，的确是切中了蒙克的艺术经脉。在童年时期目睹自己家庭的不幸，尤其是亲人的亡故，赋予了艺术家深沉的悲剧意识，也使他更敏锐地体验生命与死亡意义，领悟其深刻内涵，并演化到艺术的创作之中。他说：“我的家庭是疾病与死亡的家庭。的确，我未能战胜这种厄运。这对我的艺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①蒙克不幸的家庭经历孕育了艺术家近乎病态的心理和极度敏感的生存与死亡的体验，也驱使他沉缅于生与死的艺术境界之中，从而绽放出璀璨夺目的艺术奇葩。家庭是感性个体得以理解人生和社会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对象，也是“创伤性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家庭经历对艺术家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克的例证使我们领略到：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 蒙克认为：“艺术就是通过人的神经、内心、头脑和眼睛所表现出来的绘画形象”，“就是对人生实体的冲击，同实体一样的艺术品，也一定能发挥无穷无尽的生命力。”②艺术是蒙克唯一的生命，他自己就是他艺术作品的主题。他把自己亲身经历与社会和人生的永恒主题—死亡、性爱、生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的艺术杰作《生命之路》系列画：《病儿》、《病室里的死亡》、《母亲之死》、《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