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本地打出还我文明古城标语抵制背包客摆摊.docVIP

大理古城的背包客摊主，主要集中在人民路中段约700米的路边。 澎湃新闻记者 刘建平 图 沿街店铺贴出抵制地摊的标语。 澎湃新闻记者 刘建平 图 澎湃新闻黄金周直播进行中。 2014年10月1日，云南大理古城突然上演一场集结百人的上街抗议，而在前两日，当地城管被指殴打背包客摊主事件，正是这场持续6个小时抗议的导火索。 有证据表明，在抗议的背后，是无法统计数量的背包客摊主与大理古城当地居民、店主和管理方的博弈。 谁成就了大理古城？“在水很深的大理古城”，这场博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管理上的难题。 为什么来大理？ 大理古城的背包客摊主，主要集中在人民路中段约700米的路边。对此，官方和民间没有统一的数据。 “像候鸟一样，今天还在，明天也许就走了。”一名长期在此摆摊的背包客说，“保守估计在400人以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长期呆在这儿。” 在7到8月的旅游旺季，大理古城城管中队称“将摊位控制在210个以下”。在淡季，他们的目标是160个到180个。 澎湃新闻走访发现，这些背包客大部分来自华中、华北以及东北地区。他们从家乡出发，游历多地，一部分人在大理古城停了下来，一部分人又启程前往其他地方。 “他们把去大理当作了朝圣。好像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就不能不去大理漂一回。“一名在大理古城居住多年的作家评价。 他们之中有生意场上的失败者，也有辞职的都市白领，更多的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龄跨度在16岁至50岁。他们大多通过豆瓣网等社交平台获取前辈的攻略，决意以“穷游”的方式，实现人生意义。 “大理古城的水很深。”背包客摊主行者说。 “你很难在其他地方见到，有这么复杂的人员构成。背包客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他说，在这些摆摊的背包客里，一些人并不需要钱，只是享受这样的生活。 “我以前在大国企上班，有不少积蓄。”近50岁的行者至今未婚，6年前决定来到大理，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现在我每个月挣1500元，700元租房，400元吃饭，买点日常用品，足够了。”行者抽着4块钱的“红梅”烟说。 但也有生活所迫者。大陈在人民路大理四中附近摆摊，身材消瘦，戴着一顶牛仔帽，用急促的语速与人交谈。大理长时间的日照，让他拥有着和当地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 这个来自山东梁山附近的中年人，自称“在济南蹭过几年的大学课程”，也多次创业，开过广告公司，做过地产项目，但最终一无所有。 2010年，他从父母那里借了1000多元，买了一张站票前往北京漂泊。大陈说，那一年，他住在中央党校的西侧一间6平方米的瓦房里，“抬头就能看见香山。” 多次求职无果，他来到北京动物园的附近摆摊卖化妆品，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到500元，少的时候能卖到300元。他自称“摆摊只是副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看各种展览上。“遇到城管来查，也影响生意，一个月下来，大约只有3000多元的收入。” 他在北京呆了3年，最终无法忍受“像罐头一样的公交车和烦人的气候”，决定听从朋友的建议，前往大理古城生活。 2013年2月，他从邻近的丽江市进了20多个旅行包，拿到大理古城来卖。一个包可以挣100多元，他挣到了2000多元。 他自称已无法融入到曾经的生活中。“在大理多好，有阳光，还有自由。”大陈说，他曾经回到山东老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看见老家的那山、那水和马路，觉得一切都很不自然。” 大陈时常将“众筹”、“非正规创业”等商业名词挂在嘴边，在大理断断续续生活近一年时间里，他还是会向朋友们回忆以前的生活。 “我想让社会认同我，但那太难了。”大陈说，他就像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一样，“左右互搏，一半的我说要社会认同，一半的我说要淡泊外界的认同压力。” 他在摊位上卖自己制作的风光明信片，也贩卖一些当地白族老百姓制作的木质手镯。一张明信片2元，10块钱6张，一个木质手镯30元。在淡季，他每个月大约能挣到2000元。 2014年10月1日晚，大陈也加入了摊主游行的行列，他说：“我比较懂传播，给朋友们拍照，再上传到微博上去。” 10月2日的傍晚，人民路上的游客增多，城管不断地前往大理四中附近，要求摊主们收摊避让拥挤的人群。大陈将摊位挪到了离四中大约200米外的人民路下段。 在来大理之前，25岁的背包客小勇是新疆的一名记者。2013年5月的一个黄昏，没有单独旅行经历的他，突然在网络上看见“穷游天下”的攻略帖。一个月后，他辞职加入了“穷游”的队伍。 “月光族”的他带着1000元，从乌鲁木齐一路蹭车，用2天的时间来到1000公里外的甘肃敦煌。那1000元花完后，他靠着在青年旅馆做义工维持生活。随后，他又去了青海湖、柴达木盆地附近的无人区。2013年的7月，在西安、成都和昆明作了短暂停留后，他来到了大理古城。 他曾在一次国际性青年艺术节上，偶遇影视明星、他的初中校友李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