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歌德四句诗的六译.docVIP

徐志摩与歌德四句诗的六译 杨建民 /01ds/2006-11/08/content_505358.htm 　　1925年8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四句译诗： 　　　　这四句诗，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小说《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中，从一位弹竖琴的老人口中唱出的　　Wer nie sein brot mit thranen ass， 　　Wer nie die kummervollen Nacbte 　　Anf seinen Bette weinends ass， 　　Der kennt euch nicht, ihr himmtischen 　　Machte. 　　徐志摩的译文是从英译转译而来。为什么恰恰挑出这四句译出？当然是因为喜爱。可有一个故事，也是徐志摩翻译此诗的引子：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自述，说他早年是个不羁的浪子，把人生当游戏，不承认人间有悲哀。他的妈妈却常常以歌德的这四句诗告诫他。后来他被关进监牢，受到奇耻大辱，这时才想起母亲，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几句诗的人生意味。他甚至还极沉痛地忏悔说：“在我看来，有时候似乎只有悲哀才是人间的唯一真理。” 　　徐志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游学时读到了这个故事，随即将这四句诗译了出来，回国后不久便发表了。 　　这四句诗刊出的第二天，胡适找到徐志摩，笑着对他说：“志摩，你趁早做诗别押韵吧。你一没研究过音韵，再你又用你的蛮音（徐志摩是浙江人）瞎押。你看这首诗，四行诗居然是四个韵。”老朋友的话实在不客气，反过去一看还的确如此。作为诗人，徐志摩这次真脸红了。 　　过了两天，徐志摩收到胡适一封信。原来，从徐志摩那走后，胡适是一路琢磨。琢磨到手痒，他也将那四句诗译了出来： 　　 　　胡适的翻译，在押韵上用了功夫：一三、二四，读起来顺口了许多。胡适遵从了歌德的原文，而不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不过一天，胡适又给徐志摩打电话，说他请一位外国教授看了自己的译诗。那位教授中文也很好，他将其中“天神”改作了“神明”。 　　经过这一番折腾，徐志摩又不甘了。他又参照原文，再译了一次： 　　　　这次翻译，不仅注重押韵，在情绪上也努力传达。但是，他反复读后，认为自己与胡适的三种译文，仍“没有产生具有那样伟人的诗魂时应有一个要得的翻译”。因此将这三种译文附上，写成《一个译诗问题》，发表在《现代评论》杂志当年的二卷38期上。 　　文章发表后很快产生了反应，研究德文的北大教授朱家骅立即寄来了自己的译文： 　　　　在附信里，朱家骅还说胡适和徐志摩的译文是从卡莱尔的英译来的，“不能说是歌德”，所以他自己是照字直译。 　　另一位学人周开庆则在给徐志摩的信里一口气附上了他的三种译法（此录一）： 　　　　这位先生看来也是行家里手，因此批评起来也不含糊。他说徐志摩的初译“不甚好，第二首音韵佳而字句似不甚自然；胡（适）译的字句似较自然，而又不及徐译第二首的深刻——这大概是二位先生诗的作风的根本差别吧”。 　　这个期间，徐志摩接手主持《晨报》副刊。他曾到上海去约请作者，见到了郭沫若。郭沫若也将自己的译稿交给徐志摩： 　　　　郭沫若还评论了徐志摩和胡适的译文。一是句法：“谁不曾怎么，他不曾怎样”，在中文里不清楚，意思容易混，应得斟酌；二，他认为此诗的意境比徐、胡的译文要深沉得多。人们有时为了不大重要的事也睡不安稳，但这类情形决不是歌德诗里的境界。所以，郭沫若的译文，就按自己理解，用“人……他”的句式。徐志摩读了以后却认为，这样的译法与前面相比也没有多大改良。 　　除去这一点，徐志摩在接下来写的一篇文章里，还对郭沫若的两行译文表达了看法： 　　人不曾悔恨煎心，夜夜都难就枕， 　　独坐在枕头上哭到过天明， 　　他假设，德语专家朱家骅读到这里就会说：枕头！你的枕头哪儿来的？徐志摩也懂德语，他认为“坐在枕头上”不很妥当。 　　郭沫若看见了徐志摩的批评，马上给徐写信回应： 　　“志摩：在友人处看见你编纂的晨报副刊，看见你把我译的歌德的那几行诗也一道发表了，甚是惭愧……不过其中错了一个字，我不能负责，倒要请你为我改正一下。便是第三行的‘独坐在枕头上哭到天明’的‘枕’字，我决不会有那样的荒唐，会连德文Bett（床）字也要译成‘枕’字。我所以特别写这封信请求你，请你替我改正。” 　　歌德的四行小诗，一下子引来当时五位诗人学者（其中几位无疑是文坛翘楚）竞相试译。为了一句诗，甚至一个词，还书函往来，进行辨正，真有古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索精神。这样的态度，叫今天人读来，真该衷心敬佩才是。 　　但在徐志摩看来，这似乎还不够。他将这几种译文集中在一起，以《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葛德即歌德）为题，进行了议论。他说： 　　“不易，真不易！就只四行。字面要自然，简单，随熟；意义却要深刻，辽远，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