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宋初诗文革新主要领导者的诗不如文.docVIP

曾是洛陽花下客 ——淺析北宋初詩文革新主要領導者的詩不如文 一提到诗，想必大多数人都会“诗必盛唐”；后世也多模仿唐诗，认为宋元无诗，李梦阳编《古今诗选》，选唐以后就是明朝。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在中国文学史上，宋诗有它无以取代的地位和审美价值。 唐诗重情感，宋人以议论为诗；唐诗张性灵，宋人以才学为诗；唐诗主天机，宋人以文字为诗，宋诗和唐诗属于不同的审美范畴。如果说唐诗有如杨贵妃，具丰隽之韵的话，那宋诗就好比赵飞燕，有瘦硬之风，套用欧阳修评论梅、苏的话来评价宋诗和唐诗那就是“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但是在宋初，宋诗也是受唐诗影响较多，先后出现了以学白居易为主的“白体诗”和以学贾岛、姚合为主的“晚唐体”。“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廷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样，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乃自然继续发展。”而最甚的无疑是以学李商隐为主的“西昆体”。他们主张诗歌寓意遥深，含隽丰厚，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稳，片面发展了李商隐的形式主义。 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开古圣贤之道于时”，“开现代人耳目使聪明也”，因此以欧阳修为首发起了一次诗文共同参与的文学革新运动。他们主张诗歌在题材上写日常生活，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为诗歌应当“因事”、“泽物”、“济时”、“有用”。在内容上要更亲密地反映现实、干预社会，主张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多把揭示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批判朝政的腐败结合起来，多反映北宋政治状况。在技巧上力求更细密、更新颖，在表达上力求更显豁、更自由、更充分，强调诗歌的议论化与散文化。 同时，提倡古文。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淳朴的古风，反对浇漓的世风，主张恢复道统，恢复传统的儒家之道，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道和文虽密不可分，但又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同样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这样，文章就和“百事”联系了起来，和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实现了文章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当时，在诗歌和文章两方面都应该说是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足以在实践中指导人们的创作，可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提倡诗文革新运动的前期主要领导人物，他们的诗歌艺术成就却往往赶不上古文，这里面有什么较为深层的原因呢？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初步推究一下。由于别的方法着手比较难，所以，在这里，我试着化用欧阳修《戏答元珍》这首诗的诗句来概括这些原因。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我们知道宋初时，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都日渐严重，朝廷内部新旧党争十分厉害，改革派通过各种途径和保守派进行斗争。而北宋官员的文化修养是很高的，上至朝廷大员，下到州官县令，许多是进士出身，几乎各个都是能文擅诗的好手。宰相级别的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寇准等都是文史大家；级别略低属府尹级的苏轼、包拯、苏颂、范祖禹、祖无择等人，其著作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连武将韩琦、富弼也都有著作传世；北宋流传下来的文牍、信函，不少是极好的文学范本。所以当时政治斗争，辅以作文写诗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先在范仲淹提出的时弊改革中就包括了对文风的改革，他强调文章和社会习尚的关系。而对欧阳修弃骈文作古文有一定启发和影响的尹洙，所做的文章也多是章奏记序。所以，“诗文革新运动正是由上而下，适应当时政治运动的要求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 一般说来，文章的斗争性比诗歌要来得强烈，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没有谁在和敌人斗嘴时，还文诹诹来几句诗。只听说过“出口成章”的，可诗呢，曹植七步成诗已经是大才子了，对于别的人来说无疑是个难题。所以，对于诗歌，一开始，我认为诗文运动的提倡者包括欧阳修并没有把诗放在和文等同的地位，最起码不是把诗歌作为政治斗争的重拳来对待的，多少有些重文轻诗的味道。反映在创作上那就是他们的文章不但数量多，题材广泛，而且质量也不错，所以在散文上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有六位。另一方面，因为政治的原因，诗歌大多都为古体诗，反映现实，反映当时的政治状况。大概我这人过于情绪化，因为我比较喜欢绝句，所以对于这类古体诗并不十分看好，而且当时的这些诗歌由于过于平淡，过于散文化、议论化，失败之作也不少，普遍上成就不如古文。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欧阳修曾自夸此联“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我认为，诗文革新运动既是诗文共同参与，那么这两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可是在实践中，这些前期的领导者由于忙于政治斗争，普遍存在重文轻诗这样一种看法，那么这样一来势必破坏美感，一种历史的美感。 殘雪壓枝猶有桔，凍雷驚筍欲抽芽 总的来说，在诸国并立、割据纷争的状况下，国家的改革比较容易成功，因为牵涉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在统一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改革则不易奏效。所以凡需要进行改革的朝代或政党，如果不是病入膏肓那就是已经漏洞百出，而这种纰漏，多是由执政者推行的制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