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方新政治经济学.pptVIP

杰文斯在1879年再版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时,就明确宣称要使用经济学以取代政治经济学。因此,拉尔夫·佩特曼(R.Pettman)认为,政治经济学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在19世纪取得的,部分是由于英国理论家威廉·杰文斯的著作”。 1890年,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其著作命名为《经济学原理》。从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就很少有人用政治经济学来指称自己的学说了。 (1)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进行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 它假设变化被限制在一系列既定的制度关系下逐渐发生。然而就像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不会轻易地受到限制一样,真正的经济实践也不会。 均衡仅仅是结果的一种,渐变只是形式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关系也只是许多可能关系中的一种而已。 (3)经济学排除了对生产、营销和欲望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低估了营销构建需求的能力和人类欲望的复杂性,它只把欲望简化为理性的选择。 “这个享乐主义的算计本身是以最狭隘的文化内涵来解释人类行为,它一方面忽略了传统主义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忽略了道德的反省能力”。 (5) 经济学主张扩大市场范围,减少非市场的或组织的活动。这加强了经济学的信念,认定社会福利不过是个人福利的产物,个人是决定自己福利的最佳人选。这样一来,经济学便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市场制造外部负面效应有余,生产公共物品不足,其影响就像污染了的江河一样。 (1)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将它们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的。 (2)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新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则通过历史和制度的分析的角度来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新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任务是找到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的各种方法”。 1.布坎南的界定　布坎南给新政治经济学下过两个定义。有时候他把以他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称作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理论”,有时又把新政治经济学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 公共选择(宪法经济学就是从中产生的);产权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规制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 （1）事前异质性。异质性暗含了不同的政策偏好。异质性有许多原因。他们或许仅仅是对商品有不同的偏好,有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 他们或许发现它们处于不同的不能简单地根据偏好或禀赋进行归类的位置,因而导致偏好不同的政策。个人多维的异质性导致他们偏好不同的事前政策。 德拉金(2000)把这种异质性称之为“事前异质性”。 在新政治经济学中,这种组织—制度方法还被广泛用来考察国家、市场、中介组织和文明社会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制度变迁、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特殊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创造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特殊的制度和组织形式,试图对决定部门和地区不同经济实绩的因素,以及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与政治学在关于人的动机的假设上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建立在“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经济人”的利己主义假设基础上; 而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主流则往往假定个人尤其是政治家和官僚是追求公共利益、利他主义的。公共选择学者力图打破这一分野,将人的行为纳入统一的“经济人”分析框架 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看作是影响人的行为、从而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从市场失灵上找原因,而主要应当从现行的政治或制度上找原因。它反对把政治或制度当作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经济学和政治学,更进一步说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而且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使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国家在形成经济政策时的作用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探讨的主题之一就是政治过程的主体政府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讨论的核心之一就是国家与产权制度形成的关系。所有这些研究无不与现实问题紧密关联,并直接运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