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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实现十不用钱 　　文昌县南部白延公社的湖阳大队，从1958年9月27日至10月1日仅五天时间就实现了吃饭、看戏、医病、上学、理发、缝衣、电灯(尚缺电球)、接生、幼儿园和终葬等“十不用钱”。现在这里除了设有高级食堂外，还有幸福院、幼儿园、托儿所、俱乐部、缝纫店、理发站和水力碾米厂，再过不久，一个别具风格的“湖峰公园”也将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里，从私有制和各种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社员，真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雀跃，大家都一心一意地搞好生产，建设幸福的新生活。 　　湖阳大队，原是一个老牌的落后社，全队425户，其中侨眷户占绝大多数，大部分人都靠侨汇过活，尤其是那些富裕中农和华侨资本家的家属们，生活过得更好。由于，受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和影响较深，因而这里的落后局面长期没有改变。但随着生产大跃进形势的出现和公社化高潮的到来，人们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东西，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越来越多，对过彻底的共同富裕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9月19日公社成立那天，该队社员就共投资各种金器达3斤3两，用以向公社献礼就是例证。并且在公社成立才15天，就实现了“十不用钱”。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很快就到来了吗? 　　不过，“不用钱”这三个字当初一提出来，就把人们给吓住了：天下哪有不用钱能办的事呢?就在人们对此深感神秘莫测的时候，《文昌报》发表了文教熔炉队实现“六不要”的消息，这给乡党委全体同志和社员们以很大鼓舞和启发：既然熔炉队能够实现“六不要”，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不用钱不能办事”的神秘观点被打破了。经过一番辩论，乡党委于9月26日开会研究决定：把湖阳大队做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重点队，并初步确定在国庆节前实现“七不用钱”。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乡党委办公室和县工作组二人于27日都临阵作战。 　　“七不用钱”的消息在队里很快就传开了。人们对此欢欣鼓舞，情绪十分高涨，认为这下子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真的到来了。在27日晚支部召开干部社员大会，来的人就特别多，不由支部书记把实现“七不用钱”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的道理说完，人们便抢着问：“什么时候做到呀?”书记只好停下来回答：“四五天内，10月1日起实行，大家相信不相信?”人们一听，会场顿时热闹起来了。干部庄兰英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再多开几个钟头的会我也没打瞌睡。”许多老人、妇女和家庭人口较多的社员也好像忽然来了一阵神风，把压在他们心头的那块大石吹开一样那样轻松，个个脸上都露出幸福的微笑：“过去讲共产主义社会，还不知是怎么个样子，现在看来共产主义是越来越近了。”可是，与此同时，一个现实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哪来的钱实现“七不用钱”呢?为了寻求答案，29个党团员和队干部留下进行辩论。辩论结果，有21个贫下中农干部和2个中农干部主张以共产主义风格发动社员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将粮食、肥猪奉献给公社，这样做对献出的人来说一点也没有吃亏；有4个中农干部则主张将粮食、肥猪折价归社，采取“多退少补”的找平方法“合理解决”；另外有2个中农干部林日新和符子龙由于一时思想不通而中途逃跑了。支部副书记林举桐同志就站在第一种人这一边，第一个将自己的一只肥猪、二只鸡以及米、谷和椰子等全部献出。在他的带动下，到会干部共献出肥猪12只，以及米、谷、椰子和鸡等一大批。而身为挂帅第一书记的林鸿立(乡侨务委员)同志对此却沉默无言，一言未发，在继续捐献的热潮中竟从暗地里站起来宣布散会。 　　鸿立同志采取的到底是什么态度?人们不敢马上断定他有右倾保守，但在人们头脑里却出现了一个疑团：他的思想动摇了?果然，第二天他听说有中农韩秀兰和龙秀贞等因不满公社对生产资料的处理政策而哭起来，还有些社员怕“归公”而把椰子挑到白延去出卖，他就真的怕起来对干部说：“出了乱子啦，有哭的，也有出卖椰子的，我们要考虑考虑啊!”考虑什么?他讲的“考虑”并不是别的，而是要叫支部的同志不要这样干，并且还亲自从白延打电话回来制止。尽管如此，始终没有人理睬这些，企图用这种右倾保守的思想来领导支部、阻止群众胜利前进是万万不行的。支部全体同志虽然没有时间和这种思想立即展开斗争，但在乡党委的支持下，他们干劲十足地按着群众的要求去做。他们相信广大的贫农和贫下中农永远会跟着党走，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广大的贫农和二部分下中农。 　　他们做的很对。他们在共产主义队伍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即于28日中午又以两个协作区为单位分别召开了贫下中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真有“一触即发”之势，不由林举桐同志把实现“七不用钱”的道理说完，便被广大的贫下中农包围起来了。他们一古脑地对着书记说： “实现七不用钱，我家里什么都不缺，你就帮我记一只猪，我就献那只猪。” 　　“我的谷你记了没有?如果来不及记数目字就记个全部，我要全部献给公社。” 　　“你快念给我听听，是否把我的记漏了?我是献出猪一只、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