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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家原则管理国有经济 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避免了象今天这样政治改革滞后给经济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秦帝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委托人具有明确的信托责任！ 文/翟玉忠 去国有企业采访，给你的感觉就是从上至下的普遍官僚化，这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干部队伍中，还体现为工人的懈怠。即使是那些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也都很快学会了混日子。按儒家按资排辈的原则，工资总是随着年龄的老去慢慢涨的，等到轮到自己涨工资还早着呢。当然，如果你学会和领导搞好“亲亲”关系，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 国有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对国有企业缺乏足够的政策保护，给了外资企业税收等方面太多的优惠政策，外资进来一家我们就有倒一大片的危险。不过国有企业的内部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国有企业干部职工作为国有资产委托人缺乏明确的信托责任。 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商鞅变法实际上就是一场持续的国有化运动，从土地到军事工业都是这样。大批的行政官员和庞大的政府开支不仅没有使秦国经济失去竞争力，相反，它还创造了古代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秦朝管理国有经济的官员远远超过其它朝代，以“啬夫”这一低等级官员为例，秦律中有大啬夫、县啬夫、官啬夫、田啬夫、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工室啬夫、漆园啬夫等十多种，而汉时只有乡一级的“乡啬夫”，负责“职听讼、收赋税”。秦朝吃官饭的人很多，除了数十万的军队，还有官府的奴隶、各类工匠、各种刑徒、皇室和各级大小官吏，甚至包括外宾客。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秦帝国官僚化。在商鞅变法100年后，荀子应秦昭王之邀考察秦国，就连主张“礼制”反对“法制”的这位老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慕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有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闻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廷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 商鞅变法是如此成功，不仅使老秦人“家给人足”，甚至还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汉末的王充认为正是商鞅打下了大秦帝国的基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周天子送来了祭肉，以示褒励，各国诸侯也来祝贺，“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 那么秦帝国的国有经济为什么如此成功呢，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避免了象今天这样政治改革滞后给经济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秦国的政治精英将法家思想运用到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管理之中，彻底解决了国有资产产权缺位和国有资产的信托责任问题。无论是农民还是负责军工的官员，必须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生产，在国家的督责下，缘法而治，赏罚分明——以刑去刑，激赏兴功。 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变了井田制下僵硬的世卿世爵制度，改井田制为国家授田制，利用税收、政治等多种手段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对耕牛、铁制农具实施统一管理，对农民耕作进行科学指导，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秦帝国基本土地制度是以户为单位的国家授田制，就是国家根据不同的国家功勋授与农户不同等级的田宅，《史记·商君列传》说：“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秦国士兵在战斗中杀敌1名，就可获得1级爵位，并增加1顷田和9亩宅基地；如果农民努力耕织增产粟帛的，可以免除其徭役负担（“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农民也可以纳粟换爵。为了解决土地增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国家规定每获得1级爵位，就可以向官府申请1名庶子。庶子平时每个月要为有爵者提供6天的无偿劳役；如果被授与田地的人死去，那么土地就要归国有，其子孙只能按降爵继承的办法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除了国家委托农民管理的“授田”外，秦国还有大型的国家农场，由隶民耕种。 秦国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十分严格。《仓律》就详细规定了每亩地种籽的使用量，如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县令还要负责组织完成其它与农业相关的公共工程，比如说在禁苑周围修墙，以防牛马出来糟蹋庄稼等等。 耕牛和铁器是秦国农业强大的两在支柱，二者全部由国家委托官员负责管理。县里要对牛的数量严加登记。《厩苑律》要求：“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