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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枝独秀到百花争妍 ——新中国的日汉双语辞书出版事业 尹学义 一 新中国成立已达半个世纪，新中国第一部《日汉辞典》出版也已40年了。回顾新中国日汉双语辞书出版的历程，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虽然历程坎坷，却也是数量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品种由仅仅一部单一的《日汉辞典》发展到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语文辞典、综合辞典、百科辞典、专科辞典、特种辞典、汉日辞典等门类齐全、大中小型配套的一个庞大的日汉汉日辞书的大家族。在这40年的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2年的过程中，发展的非凡速度不能不令人惊异与兴奋。 二 新中国的第一部日汉辞典诞生于1959年10月的大庆日子里。由50年代出版社规划、时代出版社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继续重印的这部辞典真正是历尽了艰辛(尹学义等，“历尽心血架金桥”，《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正是此书给新中国的日本语教育和日汉辞书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在语言翻译和外事交往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刘德有同志所说，“凡是我国学习日语的人和以日语为工具的人，无不从中得到好处。”(刘德有，“介绍《日汉大辞典》”，转引自《机工书讯》1991年第5期。)本书的主编陈涛先生也被誉为“中国日汉辞书编写的最高权威”，“中国的日汉辞书编写第一人”。长期以来，《日汉辞典》是我国日语教育和日语学习的惟一工具。其印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大，意义之深远，完全超出编者及出版者的预料。它既开创了新中国日汉双语辞书出版的先河，又是我国直至1968年为止惟一的日汉双语辞典。20年间共印发了30余万部发行范围涉及世界各国，日、美、俄各大图书馆争相收藏。 今天，这一现象已经根本改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日汉汉日辞典已达数百部。加上日英汉、英日汉等多语辞典，其数量就更多了。现在，日汉双语辞书已从50年代的一枝独秀发展到了百花争妍的大好局面。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品种多样化。辞书是人们学习和检索的基本工具，由于使用的目的和要求不同，辞书的品种必须多样化。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共出版日汉汉日双语辞书约300种，其中语言辞书和综合性辞书起着核心和指导性的作用，但其数量较小，约占总数的1/5。大部分日汉辞书都是应用型的百科或专科辞书。我国的各专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日汉专科辞书，由基础的数、理、化学科到核技术、原子能类的高尖端技术，由工业机械到汽车拖拉机，由基础电工、电子学到家用电器，由基础化工到塑料、日用品，由轻工、纺织到农业、养蚕，由民用词语到军用词语，由地名、人名到新闻用语等无不有日汉双语辞典和词汇出版。辞书已由学院式的、单纯的语言载体发展到为社会服务，为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为基础学科和尖端科学服务，这是我们见到的现代日汉辞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2.编写工作科学化。现代日汉辞书的编写工作已由个人的经验行为过渡到理论指导下的科研行为。辞书编纂曾是个人的行为，双语辞书自然也不例外。在辞书理论尚不够发展，或曰尚不甚被重视的昨天，日汉辞书的编写仅是个人或数人的行为，是他(们)按一定的目的和自己的意愿、按既定方针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在一定的时间里和一定的条件下编纂的成果，其中多带有个人的成分和片面性的色彩。而在语言学与辞书学理论，特别是双语词典学理论蓬勃发展的今天，再想单靠个人经验来编写，显然是不够的。今天的双语辞典编纂工作无论是宏观上的设计、规划，还是微观上的安排，都已成为在理论指导下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能动的行为了。我们从已出版的各种辞书学理论专著和论文集中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 3.辞书内容中国化。日汉双语辞书的编写由主要是模仿、翻译日本的日语单语辞典走上了独立设计、编写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日汉双语辞书的道路。编写双语辞典选择一本或几本母语辞典作为蓝本是可以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在辞书编写的起步阶段是可行的。但我们过去所编日汉双语辞典大多是按选定的蓝本进行逐义项的翻译，这样就不可能充分地考虑我国读者的实际需要。这种“拿来主义”在辞书种类有限、可参考和可使用的资料不多的情况下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无论编者还是读者，要求都还很受局限。而在今天，资料浩如烟海，编者、读者要求高了、广了，再用简单的“拿来主义”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了，因而必须走自我设计、自我完善的路子。 4.辞书出版系列化。日汉双语辞书的编写和出版已由单卷的、孤立的、零散无序的状态走上了有周密规划的、系列化成套书的道路。成套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制订出不同的编纂目的。著名的辞典学家兹古斯塔曾指出：“……每一本辞典，即使是最一般的辞典，都追求一定的目的或一组目的。”兹古斯塔，1983，《词典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我们的辞典编纂者从科研和教学需要的角度出发，编写了不少大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