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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 ——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 本文作者：韩运荣 邵培仁，1953年11月出生，江苏淮安人。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邵培仁撰写的或主编的传播学著作主要有：《传播学导论》（1997）、《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1999）、《媒介经营管理学》（1998）、《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艺术传播学》（1992）、《教育传播学》（1992）、《新闻传播学》（1995）、《传播社会学》（1994）。此外，还协助主编或参与编写了7部著作。 邵培仁在传播学研究中创立的“整体互动论”的体系和模式，由于摒弃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注意联系中国国情，能结合中国实际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营养，并对传播现象用唯物、辨证、整体、发展的眼光加以分析，被传播学界认为是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 目前，正在撰写教育部立项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传播学》，主持教育部立项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传媒角色与功能研究》，和在（香港）中国传播研究基金会立项的《中国受众特质研究》。 韩运荣（以下简称“记”）：邵老师，我来杭州参加这次会议（跨世纪中国城市电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之前，已同您通过电话、写过信，约好请您谈谈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 邵培仁（以下简称“邵”）：是的，这是个好时机，这也是一个好话题。这几年，北广的学术研究犹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成绩辉煌，气势逼人。而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也是形势喜人，成就非凡。传播学作为二级学科的学术地位已得到国家认定，较为稳定的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高级传播研究人才已经开始培养，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术刊物纷纷创办、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每年都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面世，也有一系列的科研课题通过鉴定 ，开拓了许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施拉姆仍然健在的话，他一定对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繁荣景象而大感意外、惊喜不已。你知道的，他在1982年曾携弟子余也鲁来大陆“推销”传播学，当时市场疲软，甚至有人将传播学当作“毒品”。 记：现在我们将传播学看作是“思想的武器”，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分析传播现象、解决传播问题、丰富传播智慧。但我们先不谈这些，我想还是先从您的传播研究谈起。现在，传播学界都将您和戴元光、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一书，认定为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传播学的著作。多次重印，影响很大。您能谈谈当时的写作情况吗？ 邵：那是1985年。当时，我们一起在复旦大学读书，三人合住在南楼留学生宿舍，比较安静，没有干扰，课程不太紧，因此，有时间就学术问题进行无休止地交锋，而争论最多的就是刚引进不久的传播学。后来争论累了，突发奇想：“咱们不争了，写本传播学。”当时，要把这些告诉同学，他们肯定会把大牙笑掉。自己也觉得，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根本不敢声张，只是悄悄地搞。买书、借书、复印、做卡片、拟大纲-----一切都是“偷偷摸摸”的。1986年底初稿完成时，同学们都不知道。1987年，作为试用教材，印成《传播学概要》，试用反响很好。1988年正式出版，首次印刷5000册，很快一售而空，而后多次重印，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许多高校新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选用教材，据说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也有一定影响。 记：据我所知，继您主编的一套“当代传播学丛书”之后，您现在又在主编第二套丛书“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请您谈一谈这两套丛书先后贯穿的创作设想，可以吗？ 邵：可以。首先，传播学的发展有一种分支化的趋势，而且分支越来越细，在向细密方向发展，我主编的这批书就是适应这一趋势的。以往我们研究传播学，主要是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些角度观照的；后来我们拓宽了传播研究的视野，出了“当代传播学丛书”，从新闻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政治传播和经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在国外虽然有政治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但当时没有经济传播学和艺术传播学，有新闻传播学但不是从我们那种研究角度来谈的。后来我又觉得光换一个视野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审视和分析传播学，把其它学科的营养带到传播学中来，来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大众传播中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大众传播中的伦理问题、审美问题等等。所以，我在设计“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时就设计了大众传播社会学、大众传播心理学、大众传播经济学、大众传播审美学、大众传播法学、大众传播伦理学、媒介经营管理学、大众传播生态学、大众传播文化学等十几本书。 其次，我们搞东西呢不喜欢搞第二本，我喜欢搞第一本，如果要重复就要有很大的突破，我们才搞。“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