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文化自觉论文.docVIP

　　社会学与文化自觉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以费老学术思想“从生态研究进入心态研究”的变化经历为范例，结合社会学研究对象从物质实体向关系实在的转化倾向，论证社会学研究从单纯追求实用性向实用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客观发展趋势，以及文化自觉在社会学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文化自觉和美人文性生态秩序心态秩序 一、引言 近来，国内学术界纷纷关注文化自主性问题。在笔者看来，文化自主性的根本，就是近年来费先生反复讲过的文化自觉问题。1998年，费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曾写道： 在中国面向世界.freelodernization）为题，讲解了恢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宗旨。作为当时讲习班的一名学员，我清楚地记得，费老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学术实践，从江村社会经济调查到西南联大写作《禄村农田》时期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再到解放后在贵州和云南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社会学对于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尤其对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和意义。费老讲课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对于初次接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学员来说感到既新奇又实在：感到新奇的是，从一些不被人们注意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可以得到许多对社会生活与常识不同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真谛的深入理解并上升到科学知识的层面；感到实在的是，社会学并没有需要经过玄思妙想才能去理解的深奥大道理，而是一门强调一切认识离不开社会实践、立足本土的在地性知识（localknoentpositivism）1，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等反实证主义流派的勃兴，及至80年代出现的“人文科学回归宏大理论”（Skinner，1985）以及试图综合现有理论视角的“新功能主义”（Alexander，1985），则是上述研究进路综合、整合发展趋势的理论表达。 费老一生的学术实践坚持“从实求知”，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紧密地贴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牢固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自觉地把“志在富民”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始终如一的追求。从30年代开启的第一次学术生命中，他使用人类学方法深入边远乡村，坚持不懈地从事田野调查，完成了《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一系列早期著作，其中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精辟分析并概括为“差序格局”的深刻洞见，为他在海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费老不顾古稀之年的身心劳累，为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殚精竭虑。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他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城市社区，“行行重行行”，实践了“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诺言。90年代进入晚年以后，当他回顾一生的心路历程时，他把早期的那些研究归结为“人文生态层次上的研究”，表示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更值得社会学去探讨。为此他提出“从共存的生态秩序研究进入共荣的心态秩序研究”的命题。与此相联系，费老这一时期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化问题，提出“文化自觉”，强调“文化自主”，主张不同文化之间要“和而不同”。费老的这一思想变化，在笔者看来，是从学术研究上切合了当代的社会学对象从外在客体向内外综合转换的发展趋势。譬如在他生命晚年（2003年）发表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老明确提出：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费孝通，2005：483） 在阐释心态层次的秩序时，费老多次提到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位育论”：“我紧紧跟随他（指潘光旦先生——引者注）学习了三十多年，经常听他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论’。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仅是个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个共荣的秩序”（费孝通，1999）。这表明，费老提出“共荣的心态秩序”并非是对“共存的生态秩序”的简单否定，而是将其融会包容在自身之中，即“中和”，其运思逻辑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和合学说，而不是西方文化奉行的主客分立、二元对决的零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