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执法论文.docVIP

　　私人执法论文 .freelent）原理的直观解释简单易懂。如逮捕和定罪的概率为1，则最优罚金应设定等于非法行为的社会成本——即犯罪预防的价格。如果犯罪预防因犯罪带来的损害增加而价格上升，则最优罚金应同额增加。这一点执法者能在面对需求曲线的上移而感受到，且其具有增加犯罪预防资源之效应，正如在普通产品情形下需求的增加那样。因为在最优罚金制度的设计中，当逮捕和定罪的概率小于1时，罚金被设定为高于非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因其价值相对其他活动增大而应追加资源投入至该活动，而只是作为一种试图实现这些资源最小化的设计，这样困难便产生了。从社会的立场来看，如此设定的罚金把错误信号传递给私人执法者。在公共执法的情形下，高罚金无需被视作对犯罪预防投入更多资源的一个信号，因为公共执法者并不受限于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那样行动。33 在说明私人执法没有最优公共执法有效率时，我们并未认定宁可公共执法而不选择私人执法之情形。那需在私人执法与现实、却非最优公共执法之间进行对比，而若不借助公共企业行为理论则很难比较。尽管如此，过度执法原理对解释那些旨在限制执法活动规模的政策相当有用，正如第四部分表明。 二、模型的一些扩展 上一部分发展的私人执法模型包括许多限制性假设，诸如执法是竞争性的，法律请求权依先到先得基础分配，对执法者不征税，处罚皆采罚金形式，以及执法错误从不发生。这些假设现予放宽。 （一）垄断执法 若私人执法行业是垄断性而非竞争性的，则要考虑执法水平提高会减少违法数量的事实。结果将是比竞争条件下更少的定罪和更高的利润。34 垄断者就R而言最大化 = f = rR （10） 这就产生了 f = （11） 若 = （ ）/（ ） （12） 且O *），即便需求为无限弹性。在 点边际成本超过平均成本，一位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将减少执法直至边际成本等于f.37垄断相比竞争将因此与更少的逮捕和定罪、更大量的违法、以及更低的逮捕定罪率相联。38 垄断条件下最优罚金和执法水平，通过在（11）规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社会损失函数的最小化而确定。这产生了如下第一顺序条件。39 = （13） （13）的左项是社会损失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右项 （总为正）是垄断性执法者针对f增加一个单位而提高p之比例。图5说明了在垄断和竞争条件下最优p和f之确定。P 为垄断性执法者行动的约束，P 为竞争性执法行业之约束。既然在每个f点利润最大化的p在垄断条件下都比竞争条件下更低，且垄断性执法者为应对f增加以追求最大化利润而提升p之比例也比竞争条件下更低，40则垄断性执法者便得出一条更高的社会损失无差异曲线（即更低的社会损失）。我们强调指出即便在垄断条件下过度执法也能产生，因为在社会损失无差异曲线正向倾斜的区域内该曲线与PR曲线的相切点仍可出现，因此人们可发现产生较低社会损失的更低的p（f不变）。 图5 总之，私人竞争性执法（财产权仅依先到先得基础获得）与垄断者或卡特尔的私人执法相比，产生了更多的源自犯罪的社会损失（考虑所有相关成本）。尽管最优罚金在竞争性执法比垄断性执法条件下更小，但均衡点p可能更大或更小。在图5中， 大于 但这一般并不必定为真。这一发现修正了我们早期的结果，当时我们认为就给定的f而言p值在竞争条件下始终比垄断条件下更大。当罚金也为内生性时，它在垄断条件下将比竞争条件下更高。这将导致p的增加，且再也不可能预测p在垄断时将更小。 （二） 法律请求权中国家和受害人的财产所有权 在著名的获取资源的分析中，竞争会使产出水平“过高”，因为社会边际成本超过竞争性产出时的价格。问题在于财产权缺位。若有人拥有这些资源，则他为收益最大化而收取资源使用的价格将会形成社会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产出水平；作为替代，使用获取资源的企业卡特尔则通过企业相互施加的外部技术不经济之内部化、减少产出直至社会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而实现收益最大化。41类似地，罚金相同时竞争性私人执法比垄断性私人执法产出更多的唯一原因在于，在前一情形下无人对违法拥有财产权（除依先到先得基础获得之外）。若作为替代国家拥有所有违法的初始权利（类似前面获取资源的所有权）并且将其向私人执法者拍卖，则可表明给定罚金为 ，每一逮捕和定罪的收益最大化之收费将等于边际成本与图4中 *点的平均成本之差额。这样，竞争性执法加上国家（或一私人公司）对违法的初始所有权将产生 *的产出，即垄断性执法者生产的相同产出。42然而，国家收取的费用相当于对执法者产出的征税，并且既然这种“税收”创造了违法者缴纳数额与执法者获取之间的差额，则它便提供了贿赂和腐败的动机。（见下一小节） 关于法律请求权中财产权另一种可能的制度是将其分配给违法的受害人。43拥有起诉违法者排他性权利的受害人可试图自行逮捕违法者并将其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