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国债规模限度风险研究论文.docVIP

　　积极财政政策的国债规模限度风险研究论文 .freelelon的话）。内债不会给后代造成负担的观点在美国统治了上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但现实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外债则不同（在美国），约有18％的联邦债务是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后代肯定要承担负担，因为其消费水平会下降，其下降数额相当于必须偿还外国贷款人的本金加利息。另一方面，如借款被用来为资本积累融通资金，则结果取决于投资项目的生产率。如果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从国外所得资金的边际成本，那么债务和资本支出的结合，实际上会使后代的境况变好，反之，假设项目的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则后代的境况会变坏。但对债务负担由后代负担的程度有两种观点，一是内债对后代不会造成净负担，它只是代际转移；另一是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债务理财有可能给后代造成一种实际负担。二是新古典模型。这个模型十分强调，债务理财会对资本形成所产生的潜在而重要影响，当政府开始一个项目时，不管是用税收还是用举债来筹措资金，资源都要从私人部门抽出。政府举债减少私人投资的假设在新古典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即”挤出“假说——当公共部门在可供投资的资源池中汲”水“时，私人投资会被”挤出“。 ”挤出“是由利率的变动引起的。当政府增加其对举债的需求时，认为信贷价格的利率必然会上升。利率上升，私人投资就变得更为昂贵，人们就会从事较少的私人投资。可见，债务的负担也取决于债务理论”挤出“私人投资的程度。三是李嘉图的等价理论代际自愿转移会抵消债务政策代际效应，使得”挤出“不会发生。代际自愿转移，是指当政举债时，”老“一代的人会认识到其子孙的情况会变坏，并再假设，老年人关心其后代的福利，因而不想使后代的消费水平下降，老年人增加他们的遗产，使这笔遗产的数量足以支付未来偿债时应交的额外税款。其结果是每一代恰好会有政府借债前一样的消费量。这样做，私人能够抵消政府债务政策的代际效应，以至于税务理财与债务理财在本质上是等价的。这个观点，即政府的理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即李嘉图等价模型。然而，李嘉图是怀疑这个背上他名字的理论的。 至于究竟有哪些因素决定政府应采取税收还是举债来筹资呢？在债务与税收之间如何作出选择是财政领域内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作出的重要抉择。在哈维。罗森看来有以下不同的评估观点：一是受益原则，即如果举债项目使后代受益，则举债让后代支付是适宜的，因为后代享受了这种重建基础设施的利益；二是代际公平。假设，由于技术进步，我们的孙子辈将比我们更为富有，即人们预料到后代要比当代富，那么公平原则表明，让后代“负担”是公正的；三是效率考虑。从效率的观点看，税收的债务必须在它们各自产生的“超额负担”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如果不存在任何“挤出”，那么债务理财会有较小的超额负担，因为一系列小额增税比一笔大额增税会产生一个较小的超额负担。然而，“挤出”一旦发生，这个结论可能会完全改变。此外，还有宏观经济和道德与政治考虑等不同评价观点。 二、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为什么用“增债”而非“增税” 哈维。罗森的债务理财理论对深刻理解我国反周期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用“增债”而非“增税”或“减税”是有十分重要理论意义的。国债作为取得财政收入形式，相对于税收而言，借助国债这个财政收入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的能力所形成的约束就可能是“软”的。这是因为国债具有不同于税收的形式特征的约束。税收尽管也有其自身的内在约束，但税收这个财政收入具有三个形式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税收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对“可容忍的”税收水平的看法是趋于相对稳定。 （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2）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增税（提高税率或增设税种）的企图往往会遭到一定的反抗。无论这种反应是来自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也不论它是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隐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总是对政府“人为增加财政收入企图的一个制约因素。而税收所具有的”固定性“特征，又决定了课税的对象及其比例或数额等，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预先确定下来。除非变动税法，否则政府只能依法治税，按法定的标准课税而不能有任意性和随意性的更改等等。 国债，作为国家的公共信用，它是一种信誉度极高的“金边债券”，是以政府公信力为担保，并按市场规律发行和流通的有价证券。“公共信用是力量与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我们应该珍惜它”（乔治、华盛顿）。国债除了具有公信用特征即收益的安全性一面，又有一般信用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即借债还本付息的增值有偿性，以及国债自愿买卖，何时需要、何时发行等灵活方便的流动性和变现性。国债是安全性、有偿性、流动性三性俱全。 对当时经济增长下滑和社会总需求不足，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究竟应采取“增债”还是“减税”？按照国际通常的做法，或者如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进行反周期调节，一般都采用“一减三增”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