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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说·经传·经变论文 ..毕业 引言 1983年第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我曾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的论文(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8月创刊号（总第四期）。)那篇论文，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论点一，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于中国本土早在先秦已经成熟确立；二，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三，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毕业，实系楚汉之声；四，变文即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 这些论点中，第一、二两点，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兰州学刊》所载之《试议拓展敦煌学研究的空间》一文，以及他与宁强、罗华庆合着的《中国敦煌学史》之有关章节中表示欣赏；第三一点曾有朱绿梅（案：即王小盾）《也谈敦煌讲唱词的音乐渊源》一文（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总第七期。）提出质疑，而且我也有针对的答辩；（牛龙菲《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载1985年第2期，总第八期《敦煌学辑刊》。）第四一点，至今尚未见有人评论。 在我自己，于那篇论文的四个主要论点中，最觉不满的是第四一点。 当时虽已认为：变文之变，当有非文体概念的其它含义。但终觉在未找到经变确切语源的情况下，我以一变字而兼及辩、变二义之有关其功能的论说，难逃牵强附会之讥。故于变文一端，只是且谈，而未敢专论。 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切名谓，总有其固有的语源。 变文一语，不要说至今还没有找出译文或对音的梵文；（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原载1981年第2期《中华文史论丛》，可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上册第285页。）即使是找出了译文或对音的梵文，也当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变字在汉语内应首先具有相适应的意义（同上）。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汉语中找出变文之变的真正语源，其意也向未有确训达诂。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乌鲁木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一九八五年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学术讨论会之后，又曾见有北京《读书》1988年第4期金克木《变文的变的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之《从睒变论变文与图绘只关系》等文。这些论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张鸿勋先生《变文研究评述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所说：不过表明从古梵语中寻找变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而已。此外，还见有广州《华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此文虽然在隋代吉藏《中观论疏》中找到了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的文字，但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仅如此，姜先生所谓因为博通众典，在唱说时遂对正式的经文文体加以变通，从而应变无尽。这是最广义的变文概念之言，也并没有超出本文当年的论说。 若干年来，我一直留心于此。从本文第一次成稿的1985年5月至今，我也依然在注视着有关此一问题的研究动态。综合考量，我依然坚持如下之或许可以供同人参考的意见变文之变者，实系中国固有之经·说、经·传、经·变之变。 一，经·变之制乃中国固有 中国固有之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案：《乐经》已亡。）正如梁启超所论：古书椠于竹简，传写甚难，故凡著述者文皆极简。《老子》仅五千言，《墨经》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义丰而文约，而微言大义，皆在口说。（梁启超《墨经校释》，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三月版，第二页。）《墨子·经上》有言：说，所以明也。故《墨辩》有《经上》篇，又有《经说上》篇；有《经下》篇，又有《经说下》篇。《韩子·外储说》亦有《经》、《说》之制。此正如梁启超所说：欲明经，当求其义于经说。（同上。）此《经》、《说》之制，先有晋人鲁胜《墨辩注序》发明，（《晋书·鲁胜传》存其《序》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后又有唐人杜牧言之，（《樊川文集·答庄充书》说：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诗》、《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说，皆是也。案：这里所谓百家之说的说，便是经说之说。）自梁（启超）氏笃守此例，乃能将经与说之关系，确定而不移。（范耕研《墨辩疏证》，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版，第六页。）近人栾调甫先生又更指出：盖《墨辩》之有说、辩，犹因明之有立、破。（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平章胡墨辩之争》，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35页。）至此，依经以辩理、错综经文以尽其变，（语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爰俞雅辩，畅辩微理（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墨子要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97页。）的说、辩（变）功能，遂大白于天下。 此《经》、《说》之名，后又移易为《经》、《传》。据《尚书正义》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