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纺织服装业品牌保护.doc

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纺织服装业品牌保护 WTO规则与中国纺织服装业品牌保护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多种纤维协议》（MFA）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规定。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开辟了国际纺织品贸易的新领域，中国加入WTO组织对纺织品与服装出口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纺织服装业要为打造品牌而调整产业结构，丝绸产品只有打造品牌才有广阔市场。为此，只有调整贸易出口战略，搭建品牌经营的国际通路，中国纺织服装业才有能力和条件挺进国际大市场。 关键词 WTO规则；纺织服装业；品牌经营；品牌保护；国际市场 一 《多种纤维协议》（MFA）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规定。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最终协定之前的20多年中，世界纺织品贸易体系的运作，实际上是在《多种纤维协议》（MFA）框架的制约下不公平地进行的。《多种纤维协议》（MFA）是1974年世界纺织品进出口国家，在国际棉纺织品贸易短期和长期协定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纺织品贸易安排。它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进口纺织品的竞争，以“扰乱国内市场”为借口（理由），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服装进口而构造的一整套贸易保护主义机制。其具体做法是通过进口数量配额、年增长率、结构安排等手段，有效地缓解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服装进口对发达国家工业和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近十多年来，《多种纤维协议》（MFA）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加强，它覆盖的产品范围和限制程度都在极度扩大和提高。在这里，我们仅以中美纺织品贸易限制情况为例来展开分析：（1）从限制的数量上看，中美第1个纺织品贸易协议规定的限制类别只有8个，第2个纺织品贸易协议规定的限制类别有33个，第3个纺织品贸易协议规定的限制类别就有84个，而到第4个、第5个纺织品贸易协议规定的限制类别竟达到104个之多。导致设置限制类别增加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把过去未设限的品种纳入设限的范围。譬如，1994年美国以中国丝绸服装已经变得在价格上可以同美国的棉制服装和人造纤维服装竞争为由，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丝绸服装设限。第二种情况是把设限的品种进一步细分，特别是对敏感产品，过去是混合设限的，后来却一一单列出来，这无异于加大了出口国按配额出口的难度。（2）配额年度增长率在不断下降。中国在加入MFA协议之初，根据中美第3个纺织品贸易协议的规定，配额年增长率为5—6%，随后下降为3%；到第4个纺织品贸易协议时，规定1994年的配额增长率为零；1995年、1996年增长率为1.63%；1997年开始为期4年的第5个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规定的配额增长率只有1.57%。（3）受配额管理的中国输美纺织品占中国全部输美纺织品的比例不断提高。譬如，中国在1984年加入《多种纤维协议》（MFA）时，中国纺织品在美国的配额覆盖率为60%，1985—1987年提高到84%，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输美纺织品的覆盖率则超过了90%[1]（P238—239）。这些情况表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和工业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相继扩大。由此而来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感到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也就随之而不断升级，这就严重地制约和干预了中国按比较成本原则平等参与国际分工，限制了获得应有的贸易利益的能力与机会。中国之所以在1984年加入《多种纤维协议》（MFA），目的是要争取得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等竞争的待遇，因为中国即使游离于《多种纤维协议》（MFA）之外，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同样要受到发达国家配额的限制。尽管《多种纤维协议》（MFA）是一个不公平的协定，但在当时它为国际纺织品贸易的发展毕竟提供了一个相对透明、可预测的框架，客观上有可能为中国纺织品贸易提供一个相对安全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开辟了国际纺织品贸易的新领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多种纤维协议》（MFA），呼吁实行非歧视性的纺织品贸易规则。1994年12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圆满结束，作为该回合重要文件之一的《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对于国际纺织品贸易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因为它宣告了以MFA为代表的、以数量限制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纺织品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束，并为新世纪的到来制定了一个时间表。ATC协定于1995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是，由于某些发达国家推行的政治歧视和经济歧视政策，使得中国最终未能成为WTO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实际上被排挤在世界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WTO的ATC协定开宗名义地指出：“纺织品和服装领域的谈判应旨在制定有关模式，以使该部门在加强的GATT规则和纪律基础上最终纳入GATT，从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