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节 简易程序.pptVIP

第二十九节 我国刑事特别审判程序之刑事简易审判程序 重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特点；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含义 背景资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确实是够“简易”、够“速决”了，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以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为基本设计思路，这种“装配线”司法的本质是突出控制犯罪和提高效率，以这种设计思路确立起来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对于解决疑难案件来说是很不到位的，姑且不说陪审团这种最为公正的诉讼形式不存在，就是一般的程序也是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来片面追求效率的。比如要求法院与检察院、公安局配合就失去了公正的基础。另一方面，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对于那些简明的案件来说又显得太过繁琐了。对于被告人认罪、事实清楚的案件仍要坚持刻板的审判，仍要在审前实行侦查、起诉的正规程序，一定程度上显得滑稽可笑。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简易程序其立法主旨就是为解决这些“不到位”和“程序刻板”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在200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两个司法解释后使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但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离真正实现刑事普通程序的务实化或刑事简易程序的科学化仍存在较大距离。 刑事简易程序的科学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由于普遍承受着“诉讼爆炸”和案件积压的巨大压力，都寻求在确保或基本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审理刑 事案件的途径，这个途径主要体现为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简化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事实清楚的简化模式，而向形式上解决纠纷的方式迈进。在英、美等国早已实行的认罪答辩程序[1](Arraignment)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与发展，尤其是美国的在认罪答辩程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程序在全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研究水平首推英美。英国人对认罪处刑程序本质的认识较为深入，随后又开始关注辩诉交易的研究并把它作为认罪处刑程序的补充。美国对辩诉交易的研究则首屈一指，不仅思辩性分析较为成功，实证性的分析尤其突出。大陆法系国家对德国的处刑命令程序的研究关注较多，但在随后的发展中开始不同程度吸收英美法系辩诉交易的研究成果来完善其理论体系，并把它们不同程度地运于司法实践。 [1]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认罪处刑程序”这样一个作为简易程序更为贴切的表达方式。 资料[1]显示，美国1983年仅仅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是1960年的3倍多，达280000件，增长率为250%；意大利区法院1987年受理民事案件48915件，平均每位法官办案570余件；地方法院全年受理的案件316010件，平均每位法官办案250件；法国从1975—1995年的20年间，法院受理的一审民事和商事案件增长了120%，积案增长300%；我国台湾地区，1994年—1997年间，最高法院受理案件数从16203增加至20310件；高等法院及其分院从89416件增加至94429件；地方法院从1895676件增加至3025710件；我国1990-1999年的10年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4249万件，年均受案424.9万件。为此前13年平均数的3.4倍，而且积案居高不下，据中新网2000年9月28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祝铭山称：全国法院清理积案的工作虽取得进展，但仍面临严峻形势，2000年1-7月。全国法院结案达69.43%，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5个百分点，但到该年7月底前，全国法院未结案仍有185万件。（何兵《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单就刑事案件来说，战后西方国家的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犯罪率就一直上升。1967年犯罪总数为1200000起，1977年超过2400000起，为1967年的两倍。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的暴力犯罪现象平均每年增加11%，谋杀罪现在较1957年增加了四倍多。美国的杀人、抢劫、强奸等七种重大案件，1952年发生2036510起，1964年发生2600000起，1975年发，1984年则高。1984年比1952年增加了6倍多。日本战后的三年，违反刑法的犯罪率就增加了一倍。（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1988年版，第30—31页。） [2]产生于美国并以美国最为发达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是指法官对控辩双方达成的定罪量刑协议予以正式审查并予以确认的简易审判程序辨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为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