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犯罪之乡地图.pptxVIP

中国犯罪之乡地图; 来看一组数据:去年山东省济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来人员作案43634起,占59.5%;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来作案人员8258名,占48%。其中，抓获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别为东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苏籍679名、贵州籍653名、云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甚至占80%以上--某种程度上，犯罪在中国成了一种另类的先富带动后富方式。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上述案件要么目标特定，要么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如前不久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制毒贩毒的大本营。 ; 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比如河南驻马店是迷信消灾诈骗、冒充军警诈骗、色诱敲诈、假结婚诈骗的高危地区，贵州黄平是撬盗保险柜、丢包捡包诈骗高危地区，江西瑞金是外币诈骗、丢物捡钱诈骗、少钱变多钱诈骗、金元宝诈骗及ATM机吞卡盗窃等类型犯罪的高危地区。当一种犯罪手法广为人知，成功率较低时，这些地区有专人负责设计更新颖的犯罪套路传播，以研发和创新能力来对抗警方侦查手段和社会管理水平的进步。 ; 从时代背景看，犯罪潮的出现，似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问题。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当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 另一方面，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 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骗用银行账户，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骗，有人负责提款分赃。下属的那大镇甚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自2006年至今，受骗者遍布全国。儋州还是“金砂诈骗”案件的高危地区。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 ; 湖南娄底是电信诈骗、合成裸照诈骗及假金龟假金砖诈骗高危地区。电信诈骗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自2004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台湾籍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湖南。 2010年公安部组织3000余名警力，协同台湾警方联手摧毁特大电信诈骗犯罪网络群，捣毁诈骗窝点及地下洗钱场所124处，仅长沙就出动警力2000人，抓获台湾籍嫌疑人近200名，捣毁窝点22个。 ; 台湾籍诈骗团伙销声匿迹后，电信诈骗又被娄底双峰籍嫌疑人接手，并发展出更灵活的单兵作战模式，在外省流动作案，得手后立即携带设备转移。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刑案由发案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此类犯罪发案地、作案地、籍贯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办案成本极高，往往无力打击。目前已由双峰蔓延到临近县域，高危人群规模近一步扩大。 济南商河县是盗窃牛羊及机动车、制造假烟等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连同河北献县、孟村、天津等地嫌疑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盗窃机动车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