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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的知识维度与价值关怀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的生态系统正在受到破坏，其后果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存在。不管人们从什么样的渠道得到这一认识，今天都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常识。但是，这些生态问题与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今日生态危机日益加重而要求文学艺术提倡环保、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这岂不又成了“主题先行”式的宣教？倘若生态批评不是在这一点上做文章，那么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生态危机做出贡献？谁都知道一本生态批评的著作是无法修复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的。我们不禁要问：生态批评何为？这是我在读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之前对“生态批评”本身产生的疑问。 　　鲁枢元先生在书中为解答这些疑问提供两条线索：其一是地球生态演变的线索。生态批评的起因当然是地球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没有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批评不会出现，至少不会被郑重地单独提出来。其二是鲁先生个人治学经历的线索。鲁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文艺心理学到文学言语学又到现在的生态文艺学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向。据他本人在《我的文艺学跨学科研究》这一篇带有学术自传性质的文章中所述，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横跨到心理学、语言学以及生态学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人的精神活动。文艺心理学是第一站；文学言语学的研究则是“想借语言学探究一下‘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同样触及文学的精神内涵；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他更多关注的则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态。”于是，生态问题、精神问题、艺术问题在他的学术视野中开始“交叉”起来，开始相互渗透起来。 　　这两条线索在鲁先生的书中凝结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支撑起了生态批评的理论空间。一是“人类纪”，另一个是“精神圈”。人类纪是鲁先生从地质生态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指生态系统在经过了自然演化史意义上的白垩纪、侏罗纪等阶段后，随着人类的出现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殊意义在于人类活动对地球的生态状况开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借助于这个概念，鲁先生合理地解释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自然界，不是生态系统自己出了问题，而在于人类，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人类的活动为什么会导致生态危机？鲁先生提出的“精神圈”概念正好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精神圈是指生态系统中除了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之外，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一个层面，这是自然界演化到“人类纪”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之处。由于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属于生物圈，所以人类的精神圈也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增加，精神圈在生态圈层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说到底，“人类纪”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各个自然史阶段，也正是由于有了精神圈的存在，人类对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也是由精神圈中的精神活动所直接引起的。可以说“人类纪”是从历时性角度解释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精神圈概念则从共时性角度解释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精神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鲁先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生态问题与精神问题是一致的，生态危机说到底就是人的精神危机。因此，生态学与文学批评就必然地联系起来，成为一对孪生姐妹。 　　生态学与文学批评亲缘关系的确立也为生态批评找到了一个融入文艺学学术史和知识系统的接合点（这也是建立生态批评空间所不可或缺的工作）。没有与文学艺术史和知识系统的衔接，生态批评很可能会像水面上的浮萍一样，没有稳固的根系，其生命也就不可能长久。鲁枢元先生将生态系统出现的各种危机归结为人的精神生态圈的失衡，这就与18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理论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思潮建立了联系，从而使生态批评理论汇入反对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片面发展观的洪流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鲁先生特别赞赏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中，在他对人的诗意存在的美好而又深邃的讴歌中，甚至在其对自然与神性的敬畏中，在其对东方思想境界的向往中，鲁先生都找到了强烈的认同感。因此，生态批评的根是扎在反思现代性的深厚土壤中的。 　　生态批评学术扎根的另一个理论前提是生态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人文转向。这种转向使得生态批评不仅仅是借用生态学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生态批评成为生态学这棵树上开出的美丽花朵。生态学人文转向一方面是在提醒人们从生态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的社会文化行为，把人当成一个物种来理解；另一方面，也在倡导一种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鲁先生引用了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生态思想史》中所提出的两种生态学模式论证了这种转向的意义：一种是“帝国式生态学”，即通过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治理”自然，为人服务；另一种则是“田园式的生态学”，它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