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刑事因果关系及民事因果关系不一致情况思考.docVIP

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刑事因果关系及民事因果关系不一致情况思考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1-0214-02 摘要：本文认为，在同一案件中，《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之表述不应作狭隘理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构成刑事犯罪的原因与构成民事侵权的原因可以不一致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果关系；非法行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是：……（四）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从以上规定的字面含义来看，似乎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是要求造成民事法律关系中物质损失的行为，同时必须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即构成被告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力同时也必须是其负民事责任的原因力。在这一前提下，为了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被害人可以在司法机关处理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问题 但是，笔者不禁要问：当一起犯罪中被告人对被害人造成了一定的民事上的物质损失，但最终法院判决其构成犯罪的主要依据却不是该民事损失而是其他时，又能否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问题？如果可以，那是否有违《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字面含义？从而是否与《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四项之规定相悖？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刑事上的因果关系与其民事上的因果关系之间，是何关系、又为何能够并存？ 引起笔者以上思考的，是以下这起非法行医案件： 被告人张某原本具有《乡村医生执业（临时）证书》，后因擅自改变执业地点而未能在县卫生局正式注册，从1998年12月后一直处于非法行医状态。2001年、2006年，由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治活动”，张某先后两次被县卫生局行政处罚。但张某在受到上述两次行政处罚后，仍继续从事非法行医活动 2008年7月8日上午8时许，张某来到被害人王某家中为王某进行输液治疗（第一瓶为葡萄糖液+水乐维他，第二瓶为葡萄糖液+30CC参麦）。期间，张某因故离开两次。在张某离开期间，第一瓶药水输液完毕，王某的妻子为王某换第了二瓶药水继续输液。其后王某在输液过程中出现休克，被家人及邻居送往县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张某在得知消息后赶至王某家中，将其为王某输液的药水瓶、输液橡皮管、针头等物取走。后王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王某系因肺动脉瓣狭窄、右心室肥厚及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突发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 县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第五十七条，以“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为依据认定张某属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以”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为依据认定张某的行为属《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从而确定张某构成非法行医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期间，被害人王某的家人认为张某应当为王某的死亡负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 在本案当中，公诉机关主要以“曾被两次行政处罚”作为张某构成非法行医罪的标准是毫无疑问、有充分证据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在探究张某刑事责任时，其因果关系是：无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被行政处罚两次――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这属于情节严重，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那么，笔者不禁要问：如果追究张某刑事责任的依据只是其“无证行医且被行政处罚两次”，然则这能否作为张某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依据？因为凡欲提起民事诉讼，则必须首先确定被害人的死亡与张某的损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而在本案中，能否单单以“无证行医且被行政处罚两次”作为王某死亡的损害原因？另一方面，若是在民事方面认定王某死亡系张某的损害行为造成，则这一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否会影响到在刑事方面适用上述追诉标准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以“造成就诊人死亡”为事实根据来认定张某的刑事责任？这样的话，量刑时就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 显然，以上这两种因果关系的认定将导致量刑上极大的偏差。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因果与民事因果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对这个问题，有下列的观点理由： 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上分析，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某突发急性心功能障碍是由张某的诊疗行为所引起，但反过来也不能说这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关系 王某身体不佳、有心肺疾患，这是一直存在的，而他的生命一直在延续着。心肺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