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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苏轼的月与酒及其他 张林 唐宋文坛浩瀚璀璨的天空曾经出现过两位才气纵横的文学巨星——李白和苏轼，他们以天才的创作给传统意象注入了新的内涵，成就了中国文学最瑰丽的华章，同时也进入了中国人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对李、苏二人喜用的意象，如“月”和“酒”，古今多有阐释且见仁见智，笔者拟从比较的角度，谈谈李白和苏轼在这两种意象使用上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 李白和苏轼都是沐浴着巴风蜀雨成长的天才文豪，艺术造诣臻于绝顶，千年之后仍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李白天纵奇才，是中国唯一的“诗仙”；苏轼少年驰誉，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绘画书法，在当时均为一流名家。对李、苏在创作风格上的相似性，前人多有论及，王鹏运在《半塘遗稿》中曾说： “惟苏文忠之清雄，复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厂此论简直把苏轼看作宋朝的李白，是“词仙”；王国维则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更明确地指出：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而对“月”和“酒”这两种传统意象的使用，两位天才更是将其定格在不可逾越的完美高度，历史的积淀加上天才的创造， “月”与“酒”因而成为中国文人无法忘怀的情结。 意象实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其内涵具有被群体不自觉认同的特性。它至少是三个层次的有机融合：词语是其能指，规范物象指向；物象是其所指，暗示情境指向；意蕴是其核心，生发内涵走向。李白和苏轼将自身特有的生命体验熔铸于传统意象之中，使意象群体性的情感内涵与诗人个体性的生命意识水乳交融，从而使传统意象折射出时代光辉。 首先说月。李白很喜欢月亮，据说醉中捞月是诗人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这真是李白才能拥有的死亡方式。虽然此说未被确切载入正史，但李白对明月的钟爱是无可置疑的， 《李太白全集》中写月的诗篇数不胜数， “月下飞天镜，云深接海楼”、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诗句流传千年而渗入中国人的血脉；而苏轼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到今天仍在人们心中回响。当然，泛而言之，中国诗人对月亮的钟情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影响之深远，别的意象鲜能比肩。有的文化学家认为对月的崇拜是对母系文明的追求与回归：世界是无序的痛苦的不可把握的充满着血腥的，而明月却是宁静的安详的永恒的和平的，像母亲温暖的怀抱，安抚着人类在红尘挣扎中不堪重负的疲惫灵魂，她代表着一种超朗的生活态度和洒脱的哲理旨趣，“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是李白孤独人生的唯一知音； “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明月是苏轼想象中长眠的家园。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的明月启迪着诗人的宇宙意识，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的月光弥散着家园的温馨气息。诗人在明月的温柔启示之下，捕捉到了生命至纯至真的光华，有限的悲苦的人生被广博的冲和的明月收容，两颗被现实放逐而辗转流浪的诗人之心也终于找到了安息之所。 两位文豪不但喜欢明月，而且喜欢在月下喝酒。李白与酒关系之密切，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可略见一斑：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实诗人是借纵酒来发泄自己的狂傲愤懑罢了。苏轼同样把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寄托在酒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可见，酒是诗人和明月酬答的媒介，诗人为现实所弃，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畸零之人”，只好与月举杯酬答。和明月交谈实际是自说白话；给明月敬酒也就是给自己敬酒，实在是孤独到了极致、凄凉到了极致、愤懑到了极致。 月下独酌，有无聊苦闷的一面，也有潇洒豁达的一面。这种潇洒豁达表现在历经宦海沉浮之后，最终指向道家生命哲学，寻找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诗人在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皈依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不懈地追求精神自由，回归生命至情至美的本真。当然这种放弃政治理想之后的豁达颇有些自欺欺人的苦涩味道：因为不合流俗的人格选择必须在流俗之中才能彰显其意义，所以李白也好，苏轼也罢，他们可以超俗，可以洒脱，可以看透，但骨子里却不可能看得透。因此，李白就说“举杯消愁愁更愁”，苏轼也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诗人终归忘不了红尘，总是陷入济世和遁世的拉锯战中，以愤世的方式表达对人世的渴望。 然而，同是勉强劝慰自己“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李白和苏轼营造情境、突出意象的方式却是颇不相同的。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李白摆的是华筵，酒器精美，珍馐罗列，享受的是贵族乐趣；苏轼则“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以葫芦为酒壶，以月光为佳肴，在酒酣之后步行也是“竹杖芒鞋轻胜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