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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信任与风险社会论文 .freelilitant)对工业(industrial)、梅因(H.Maine)的身份(status)对契约(contract)、藤尼斯(F.Tonnies)的社会(Gemeinschaft)对社区(Gesellschaft)、拜克尔(H.Becker)的神圣(sacred)对世俗(secular)、雷德弗尔得(R.Redfield)的乡村(folk)对城市(urban)、涂尔干(E.Durkheim)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solidarity)对有机团结(organicsolidarity)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社会类型比较中，涂尔干的分类对上述各种分类具有统合性的意义，并引出了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上述所谓宗教、军事、神圣、身份、社会、乡村等含义中都意味着一种社会联系的纽带是建立在集体意识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中体现了一种集体共有的、习俗上的与信仰上的统一，而实证、工业、社区、契约、世俗、城市等则表明了社会在分化，它导致了集体统一性的减弱与劳动分工的专门化。可见社会分工化与专门化改变了人们联结起来的方式。但在涂尔干看来，虽然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但社会分工也会使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而彼此依赖，构成一种有机的整体。这种有机体的形成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在分化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整合，或者说分化与整合之间具有平衡的关系。只是令涂尔干深感忧虑的是，社会分化之后，特别是经济要素上升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后，社会主要由各种职业群体、法人团体所组成，它们往往是利益冲突的根源，造成了社会的失范和失序，而一种原有的道德体系不可能在这种有差异的职业和群体中获得权威，由此他的一切讨论最终将回归到道德的问题上来，尽管他并不承认社会道德的败落是社会分化的自然结果。而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许就是通过法人团体来确立一种职业道德与法律准则。(4)社会分化的理论命题到帕森斯(T.Parsons)那里，变成了一种社会行动模式的五对变量，以讨论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而社会整合的概念也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系统理论，从而建构出他的宏大理论体系——结构—功能主义。最终，涂尔干的职业道德与法律准则演化成为帕森斯反复强调的社会规范。一旦社会规范成为社会运行的保证，价值与行为的善恶与是非、社会稳定与平衡等就都有了判断的标准。但是，这种逻辑较为严谨的宏观理论构建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或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它一方面脱离了具体而真实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掩盖了社会学家们沿着涂尔干思路继续讨论道德的危机与重建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现代性生活方式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已褪去，而“不安”开始凸现出来，因为无论人们愿不愿意如此，现代性几乎不可控制地使得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时至上世纪70年代以降，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对社会系统内部的各层次与部分是否会像帕森斯说的那样协调与稳定开始表示怀疑。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探讨社会系统是否稳定，不应该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探讨，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探讨。这一层面的思考不是像结构功能主义那样简单地把人放在一种地位和角色的安排上去认识，而是应回到行动者自身来讨论自我与他人发生互动的偶然性与可能性。这就涉及到了个体的经验与熟悉，进而引出了信任的主题。众所周知，经验与熟悉总是在时间的维度中得到的，它们意味着个体的过去与现在。所以在卢曼看来，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人们在一种熟悉的环境中，由于大家持有共同的世界观，其相识的方式则具有熟悉与存在者的自明的特质。他说：(注：……在人际交往中，这种熟悉中只有一部分要说出来，其余的则被预先设定为理解的基础，道德评价从善和正确的角度确保其为自明的。关于“谁”在经验的问题，关于意义建构的主体的问题，真诚的、熟悉的存在者本身没有追问的动机……(5))即使我们在现实社会感受到了一些类似不道德的或身份不同的问题，它们在已达成共识的意义世界中依然失掉了差异的重要性，进而也不会在个人的经验中引起疑虑并产生不确定性。这就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的特征。但是，信任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在现代社会出现就在于个人的过去不再成为推断未来的理由，它超越了它所收到的信息，指向未来。卢曼指出：(注：……当一种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时，整体上讲，它趋向于失去其理所当然的品性，及其众所周知的熟悉，因为日常经验只能以片段的方式设想或回顾它。不过，正是社会秩序的这种复杂性创造出更大的需要：协作，从而也创造出对于决定未来的需要，这就是说，对于信任的需要，这种需要现在越来越不迎合熟悉。在这些环境中，熟悉和信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再是建基于一个即刻经验到的、为传统保证的、邻近的世界上。对这种关系的保证不可能再是通过把陌生人、敌人以及不熟悉的人排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