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迷思——兼谈二元分配方法论的提出.docVIP

　　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迷思——兼谈二元分配方法论的提出 【摘要】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传统观念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并无必然连接，实务中对之绝对化的理解造成了刑事证明活动的困境。对这种传统观念予以修正的现有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学说中，英美法系的双层证明责任区分说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模式格格不入，仿效民事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徒有形式却牺牲了疑罪从无的基本精神。应将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明对象区分为直接事实与间接事实，并结合不同证明事实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意义，确立二元化的刑事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关键词】刑事证明责任；直接事实；间接事实；疑罪从无；论文代写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影响着各国刑事实体法规则起作用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议题呈现概念夹杂，各自表述，至今无法在分配标准上达成共识。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除非有例外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更不能要求其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这种片面加诸控方的证明责任，已为公诉工作带来了极大负担，被戏谑为幽灵抗辩的实务现象即为典型例证：被追诉人提出难以查证的抗辩理由在僵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思想下不免造成检察官疲于奔命，真正的犯罪人却笑看风云。[1]为了克服这种实务窘困，理论界不断翻新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方法，多数学者希望仿效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综合考量举证难易以及证据距离赋予被告人一定的提出证据责任，也有部分学者希望在法律要件分类的基础上提供一套逻辑明确的分配标准。这些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学说能否在合乎刑事诉讼规律的基础上彻底消解实践中的困惑？本文希望在检讨现有理论迷思的基础上重新探索刑事责任分配标准。 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认识误区 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是在学科体系所需要的经验积累与学术环境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根据立法与执法的迫切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不少专业术语是部分学者或实务工作者根据个人经验在自认为合理的前提下传递开来，在证明责任分配领域，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或谁主张、谁举证就是这样的术语。[2]之所以这种早已被日本学者视为没有什么实际效益的概念，[3]却在我国长期无人质疑，来源于以下诸多误区： （一）包山包海的无罪推定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可推翻的推定，无罪推定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起诉一方的检察机关对于被告人进行追诉，自然应该承担提出证据以及说服的实质举证责任。因此无罪推定及其所蕴含的法律要素，成为证明责任分配、被告人的沉默权、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以及疑罪从无等一系列证据规则的理论渊源。[4] 应该承认，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确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功能连接关系甚至部分重叠，但不能径直认为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就是违背无罪推定。 第一，无罪推定是为了避免国家机关（包括侦查机关、起诉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有罪预断，这种精神直接来源于现代法治国家思想中公平审判理念的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立法规定法官究竟应该如何裁判的规则问题。可见两者各自有着特定的功能重心。第二，尽管两者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洪流中，多数采纳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例，也都赋予了检察机关证明被告犯罪事实的责任，但这两者并非完全不可分离。即便没有无罪推定原则，也不意味着立法者就不能设计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5]反之，即便赋予被告人对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也不意味着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背离。第三，如果硬将无罪推定原则与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撮合到一起反而容易产生语义上的矛盾：因为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的前提，反而表明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并没有推定无罪。如此检察机关才会提出证据用以说服法院确信犯罪事实的存在。因为就内涵而言，无罪推定原则要求任何人在依法定程序判决有罪以前不受到有罪看待，如果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反倒与无罪推定原则抵触了。[6]正因为如此，日本学界虽在上世纪50年代一度也认为刑事诉讼法中所有证明责任都在检察官一边，不承认被告人有任何证明责任问题，但如今此思想早已被摒弃。[7] （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更有利于控辩平等？ 不少学者坚持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的另一项重要理由在于刑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根本难以处于平等地位，尤其在我国大陆地区实务中，普通被告人难以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而且即使有律师辩护，其辩护手段也受到较大限制，加之公诉机关身兼法律监督职能，控辩双方即使是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也难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平等分配证明责任的法理显然不适用。[8]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值得检讨： 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大陆地区法学理论一度受前苏联影响极大。就证明责任概念而言，苏联证据法理论一直给我们描述的是提出证据的责任。但国外有关证明责任的理论已逐渐被介绍到了我国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从行为和结果两个层面去理解，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