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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重大过失的涵义及其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中关于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是十分混乱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而司法实践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民法中重大过失理论的研究薄弱，在理论界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民法上的重大过失应有区别于刑法上的“轻率”的特征。与重大过失的客观说相对应，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举证时也不应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且重大过失的举证责任也应当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理论结合其自身特点进行合理的分配，以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关键词：重大过失 客观说 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 一、民事审判实践中关于认定重大过失的审判实践现状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对于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举证责任等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重大差别：第一，有的法院认为重大过失应是一个偏主观的标准，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是必须考量的因素；有些法院则语焉不详，前面论证时考虑了主观心态，后面正式的判决时则回避了主观心态；有些法院则直接认为不须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第二，在具体标准上又有“显然欠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违反法律明确规定”以及其他一些标准。第三，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程度上也不一致。在一些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对于许多案件在涉及案件的证据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有些法院直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容易获得证据的一方，有些法院则仍坚守由主张案件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在证明标准和程度上，举证到何种程度应当判定举证责任人尽到举证义务，几乎没有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只是简单的用“某某某指控某某有重大过失证据不足”等词语。实践中各个法院之间做法的不一致也反映了理论上关于重大过失的认识的不足，正是由于在中国大陆的民法理论中对重大过失研究的薄弱才导致实践的不一致，中国民法学界关于重大过失的认识或直接借鉴刑法中的重大过失理论认为其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或主观的事物，或虽认为民法中重大过失应具有与刑法不同的品性具有客观性，在判断标准上更是差别很大：或认为是普通人注意义务的违反，或认为是明显违反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或认为是显然欠缺一般人的注意程度，或认为是以“疏忽之人能尽到的注意义务为标准”等，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那么，重大过失究竟应包含怎样的内涵？其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研究这些问题显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 二、民法中重大过失的涵义及判断标准 要讨论民法中重大过失的举证责任，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重大过失指的是什么以及重大过失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民法上的重大过失的涵义及判断标准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在理论上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民法中关于重大过失的最早规定应当说起源于罗马法，早在罗马法时期，“将过错的概念作为法律责任的衡量标准完全贯彻于所有以损害赔偿为主的法律关系中，是古典法学的一个伟大创举。”此时的过失（cupla）分为三个主要等级：重过失(cupla lata )、轻过失( cupla levis )以及处理自己事务的勤谨（diligentia quam in suis）。重大过失亦称“重过失”（culpa lata），是一种严重的疏忽，即缺乏普通人本应具有的最起码的勤谨注意。在那时对重大过失进行界定已经成为“法学家的家常便饭”。到了后世人们学习罗马法时也将对过错程度的区分保留下来，至今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已经是民法学中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或多或少都对过错的程度进行了区分，但从罗马法开始对重大过失的界定标准就是模糊的，且一般过失的身影又过于高大而使重大过失在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在现代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否没有对重大过失的具体涵义及判断标准形成统一的认识，在我国各家观点更是相差甚大。总结起来，各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主观说，该说认为应以行为人的主观预见程度来划分重大过失与轻微过失，在认定重大过失时不应忽视行为人主观状态的考察。其主要表述为“重大过失是指当事人明确清醒知道行为的危险性仍进行该作为或不作为，这是一种极度过失或者无注意的过失，通常被认为是未尽到连一个粗心大意的人都应尽到的注意义务”，或者“如果一个人知道其所酿成的危险，或者知道能够让处于同一位置上的他人明显感觉到危险的相关事实，同时，相对于风险的大小而言采取防范措施将给他带来的负担又是如此之轻，那么这个人没有采取措施就构成了重大过失”。 第二，客观说，该观点认为重大过失不是一种主观心态上的对行为后果能否预见和预见范围的问题，而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出重大过失。其主要表述为“重大过失意味着对合理人标准的重大的偏离。例如，当成本效益分析表明行为的社会成本远远超过它的社会价值时，或只有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