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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与《中国问题》(下) 　　罗宾Robin Gilbank 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North Yorkshire，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出版有英文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The Prettiest Liar （2012年）等。与人合译的有贾平凹的《废都》等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的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引自明恩溥 著《中国人的性格》第14章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引自明恩溥 著《中国人的性格》第22章 重读我对伯特兰十年前的历史与社会研究看作是二十一世纪一个无可匹敌的庞大社会的改革蓝图，实乃可笑之举。而聆听明恩溥比罗素更早的言论则让人觉得他更任性了。他是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位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来到中国，在山东的乡村里他尽量想做个“当地人” 让时钟回到几十年前，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清代后期战前的麻木探索就变得眼花缭乱了。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基于其二十年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上的造诣很深。在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1931年出版前（此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明恩溥的大作是当时用英文介绍中国的最流行的一本书，虽然有歧义，但却是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和商人有关中国的入门书。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中国人性格各方面的细致描述和推断，在学养不够的人看来这是在谴责中国。书中的部分章节标题如下：“漠视时间” “拐弯抹角”“顺而不从” “思绪含混”“不紧不慢”“缺乏同情”和“相互猜疑”等。鲁迅认为外国人肯定会觉得明恩溥的话是中肯和正确的，没有太多的主观臆想。中国人也应该读他的书，从而通过这位被逐出国门的同情者的思想，反省自己被灌输的这种文化 我前面的观察强调的是，在罗素那个时代，中国人心里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古典智慧化作了另外一种形式。现在我要拓宽思路，探索一些更发人深思的问题。特别是我会把伯特兰“全球化”和“中国梦”的这个时代是否依旧站得住脚。明智的人不会说眼下的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像二十世纪那样），或者说中国人民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法律的保护。现在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眼下人们喋喋不休谈论的另一个话题是“软实力”，然而却很少有人严肃地思考这是否与中国将来的问题息息相关 和伯特兰眼中的中国问题。虽然他“西方至上”的态度是本文开端值得引用的一个例子，但我们还是把在他对中国人行为的评论放在了后边。出于职业缘故，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衰败根源在于精神危机： 中国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世界问题，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对“世界政治”稍有兴趣的人都能感到在东亚，西方诸国要解决或面临的难题比任何时候都多，也更为严重。战争、外交、商务、工业扩展、政府改革等所有的一切，在远东的呈现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大家都在搅浑水，各自身上不可避免的弱点从未让尘埃落定过。认识到最终统治世界的乃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有识之士，愈来愈感到西方有愧于东方，只有帮助建立东方的基督文明，才能偿还许久以来的部分债务 ――引自明恩溥 著《中国的振拔》（1907年出版） 他的话来自其超越种族、民族和语言差异的内心信仰，类似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