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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下的黑龙江省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研究 　　我国现已进入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的重要时期，由于在过去受到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都以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使得经济发展粗放式、外延式特征明显，过程中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等一系列问题。从供给端着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是应对新常态下新的经济矛盾，促进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文化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其发展不依赖于资源消耗，其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人类的智力成果。所以，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发力，文化产业的结构性调整目的是要构建健全的文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创新发展的市场氛围，大力激发企业主体的发展动能，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供给侧”的研究历史悠久。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供给学派也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而国外关于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起源于马克思和马歇尔的研究，只不过他们的相关论述一直没有被人们重视。罗森伯格（Rosenberg，1963）提出了“技术融合”的概念，即这种产品功能和性质完全无关的产业因采用通用技术而导致独立的、专业化的机械工具出现的过程。虽然如此产业融合现象也直到世纪年代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Green Paper，1997）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市场等三个角度的重合”。绿皮书针对三网融合提出，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不仅是个技术性问题，更是涉及到服务、商业模式乃至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新方式，并把产业融合视为新条件下促进就业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发动机，这无疑将扩展至整个信息市场，促进今后世界经济的融合发展。斯蒂格利兹（Nils Stieglitz， 2004）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产业融合，运用演化经济学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一个产业融合类型与产业动态演化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不同的融合类型对于产业发展演化和商业战略的影响是不同的。林德（Lind， 2005）建立了一个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来分析产业融合现象，提出产业融合是指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产业边界重新界定 2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2015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改革，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进产业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主题词。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保持了迅猛发展的态势，正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文化产业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创新力不足、文化精品缺乏等问题。面对转型升级的要求，如何从供给侧发力，通过创新生产思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更多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将是文化产业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对文化产业领域来说，“创造新供给”“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也是未来的方向。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指出，文化产品是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而生产的特殊产品，过去我们相对比较注重通过行政手段和财政补贴刺激消费。实际上，文化消费需求可以被引导和创造，关键在于经营生产者如何以优质的文化产品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祁述裕指出，文化产业最根源的发展动能在于创新能力，而供给侧改革正是强调以创新驱动为主导。因此，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是激发文化企业的创造活力，着力于鼓励创意和创新，落脚点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文化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