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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摘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政府引导是重要保障，这包括：完善相关法律，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劳资力量均衡是基础条件，这包括：企业要承担劳资和谐的社会道德责任，政府要创造条件促进劳资力量均衡，工会要切实发挥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职能等；集体协商是重要机制，这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国有企业集体协商中工会与谁协商的问题，政府要在集体协商制度中发挥指导与服务作用 〔关键词〕 新常态，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中图分类号〕C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1-0075-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新常态呈现出的不同以往的特点，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劳动关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国有企业员工工资增长，但生活费支出并不会同步降下来，甚至还可能有所增长，增加了员工的不安全感；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涉及更多批企业员工下岗、解雇或分流安置问题，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产业结构偏向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工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提出严峻挑战。反观西方国家工会组织率下降的首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第三产业发展。同时，第三产业用工相对灵活，劳动者流动性大，这对企业用工的规范化，对执法监管的能力也都提出挑战。” 〔2 〕经济新常态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造成的影响和挑战，迫切需要从短期措施和长效机制两方面寻求妥善防范和有效化解的对策 一、政府引导是构建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 政府引导是近现代以来各国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政府在劳动关系中主要扮演五种角色：政府扮演第三方管理者角色，为劳资双方提供互动架构与一般性规范；政府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通过立法规定工资、工时、安全和卫生的最低标准；如果出现劳动争议，政府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雇主；政府还是收入调节者。” 〔3 〕发达国家政府干预企业劳动关系主要通过三种渠道达成：一是通过法律对劳动关系进行干预。美国的劳动法律法规针对不同劳动事项有不同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职业培训、公平劳动标准、卫生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英国的劳动法律体系中，仅就限制不公平解雇方面的相关法律就有12个；德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围绕劳资共决展开，兼顾雇员、雇主及失业者三方利益；日本的劳动法以《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为基准法，内容包括提高工人地位、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保护工人劳动权益。二是政府承担劳动监察角色。发达国家在政府劳动部门设有劳动监察机构，配备专职监察员。专职监察员的主要工作是监督劳动法的执行及劳动关系问题，包括职业安全健康、集体协议履行状况、最低工资、就业年龄等。劳动监察员依据法律具有很大的行动自主权，可进入任何工厂进行监察。三是政府调解劳动争议。发达国家的政府鼓励劳资双方自由谈判，但当劳资双方不能通过自由谈判解决劳资矛盾时，政府就要通过调解或仲裁的方式进行适当干预。美国联邦仲裁调解局是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英国的劳动咨询调解仲裁委员会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德国的劳动争议调解是基层劳动法院审理纠纷案件的必经程序，虽然仲裁调解机构的性质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是承担政府干预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一是推动劳动关系建立进入法治化轨道。相继颁布了《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为规范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调处提供了法治保障。二是初步建立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国省级和市一级的劳动关系三方（国家、企业、职工）协商机制基本建立，并逐步向县（市、区）和产业一级延伸。三是加强了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的通知》，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按照《通知》要求，加大了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力度，对突出违法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联合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及时有效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以应对企业劳动争议增多问题。这些努力，对于形成目前国有企业较为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基础。但与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