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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二律背反及其调适 　　摘要：2016年4月2日黑龙江五常市看守所发生在押嫌疑人李振忠脱逃事件，引发了关于未决羁押管理与权利保障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存在着二律背反，鉴于未决羁押存在的合理性及权利保障的必要性，结合中国司法实践，从立法、改革看守所管理模式、管理原则、事故处理机制、构建独立巡视制度和刚性监督权等角度就协调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的二律背反提出设想 关键词：未决羁押；权利保障；二律背反；看守所管理；事故处理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82-06 2016年4月2日凌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看守所在押嫌疑人李振忠脱逃，虽于次日落网，但仍引起了周边群众恐慌和各大媒介关注[1]。继“躲猫猫死”“洗脸死”等看守所未决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的权利保障争议平息不久，“延寿县看守所3名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杀害监管民警，身着警服”[2]等脱逃事件引发的未决羁押管理漏洞也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看守所管理与未决羁押人员权利保障到底应当如何平衡与调适，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未决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未决羁押有着预防犯罪、提高侦查效率、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作用，其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犯罪、保障集体权利，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利益作为其标尺[3]。然而，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公民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未决羁押制度针对的是法律上无罪的公民。现代社会倡导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权利保障，即不允许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侵犯权利，权利应受宪法和法律的双重保护 未决羁押是刑事诉讼中对公民影响最深刻、涉及权利最深远的职权行为[4]，这种强制措施一方面能够控制犯罪、保障集体权利；另一方面又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只保障集体权利和强调犯罪控制而忽视个人权利保障显然是片面的，如“躲猫猫死”“俯卧撑死”即是负面典型；然而，过分强调个人权利保障，而不顾及举报人安危、其他公民利益、社会利益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无疑也是偏激的。如前述的延寿县看守所未决羁押人员杀害民警脱逃、未决羁押人员脱逃后砍断举报者双手这类惨剧[5]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二、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二律背反的必然性 康德在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都谈及二律背反的概念，即针对同一现象所形成的两个命题，虽然命题均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了德行准则（法律）与幸福的二律背反[6]。笔者细读该书，认为康德所指的“德行准则”实际上包括了以制定法为首的法律体系，而公民的“幸福”则应包涵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欲求得到满足等要件[7] 那么，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是否存在价值取向冲突呢？又存在哪些冲突呢？ （一）公正与效率之价值冲突 法学界一般认为，刑事诉讼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追求：公正与效率[8]。公正或曰正义，是法律制度的最高价值追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关于刑事诉讼的公正观截然不同：英美法系秉承程序公正观念，强调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认为只要遵守正当程序，结果就被视为合乎公正的。因此，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规范和限制侦查、检控机关的权力，重视对未决羁押人员公民权的保障，给予其充分的防御手段。大陆法系则倾向于追求实体公正，强调案件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控辩双方权利不平等，未决羁押人员救济权利有限。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观念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权利意识日趋成为主流的当今社会，法学界主流的公正价值观点是“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保证实体公正，最终实现司法公正”[9] 公正体现的是刑事诉讼的伦理学价值，而诉讼效率则体现的是其经济学价值。诉讼效率，即司法资源投入量与案件处理数（产出量）的比例关系。正如英国法谚“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刑事诉讼不仅需要强调公正，也需要提高诉讼效率，否则，久拖不决的刑事案件会导致关键证据灭失、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被害人家属涉诉信访等后果，最终使刑事司法公正价值难以实现 中国传统刑事诉讼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强调绝不纵容犯罪，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公检法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共同目标之下呈现一体化趋势；法律赋予未决羁押人员的各项权利非常有限，使之与公检法机关的权力相较处于明显弱势；刑事诉讼在控方阻力很小、辩方流于形式的情况下高效运行。上述刑事诉讼模式虽然能满足效率的要求，然而效率只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而且刑事诉讼最高位阶的价值应当是公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