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分析.docVIP

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分析 　　摘 要： 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陕西省更为关键。研究通过构造陕西能源环境压力与经济产出分离关系之间的因果链，运用LYQ模型对陕西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路径进行分析，认为推进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应重点强化以下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技术引领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能力；二是不断扩大内需和提高内陆型经济比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价值创造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不断加大各类节能法律法规的推广和实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能源使用效率；四是引入碳平衡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碳汇产业下的城乡统筹发展，提升陕西工业支柱产业减排目标实现能力 关键词： 陕西省； 工业支柱产业； 经济； 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 DF4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4.023 一、问题的提出 建国以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就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讨论主要围绕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与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吴海若（1957）[1]、张华夏（1957）[2]和刘国光（1962）[3]等人均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实学（1961）[4]和宋则行（1961）[5]等人认为经济增长应兼具两大部类的平衡性。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一次大讨论则主要围绕技术迁移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如王梦奎（1982）[6]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规律。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大讨论则主要围绕经济体制转型，如厉以宁（1989）[7]通过对计划体制有效率的前提假设的分析，指出明确国有企业产权、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才是实现我国公有制下公平效率协调的关键。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能源危机、气候变暖、全球经济趋缓和我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等多种挑战，新一轮关于经济增长路径的大讨论又一次展开。刘少武（2000）[8]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必须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进行创新；高峰（2005）[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若干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既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也决定了增长方式转变的特点；黄泰岩 （ 2007）[10] 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包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蒋伏心（2008）[11]认为，增长方式比较不是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比较，而是增长动力和机制的比较；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12]认为技术进步和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姚宇（2013）[13]认为劳动力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应当成为未来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途径；鲁万波、仇婷婷、杜磊（2013）[14]从碳排放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析；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15]认为坚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战略和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上研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将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效益提升置于同一视野下的分析还不多见，笔者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这一问题对于陕西省更为关键：首先，陕西地处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自然补偿能力严重不足；其次，陕西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省份，工业化动力更加强劲，经济发展的强烈内在要求必然不断推进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第三，资源禀赋，特别是石化能源丰富既是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也带来了陕西产业的高能耗、高排放。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陕西省列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说明了国家对陕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性和典型性的高度重视。因此，基于陕西工业，特别是工业支柱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路径转变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模型构建和方法使用 （一）模型构建 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了名为“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16]，报告中指出“The term decoupling refers to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environmental bads’and‘environmental goods’”，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