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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是第一位的 案例一：卢刚事件。国内某名牌大学学生卢刚，在李政道主持的一场考试中脱颖而出，被派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被认为是最聪明和最有学问和前途的学生。爱荷华大学有个一年一度的博士论文学术奖，卢刚的目标就是获得此奖。当他得知自己落选时，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嫉妒和失望困扰着这个从小就被老师和家长宠坏了的人，竟开枪打死了四位世界著名太空物理专家，继而仇杀了获奖者__自己的同胞同学。卢刚为什么杀人？难道除了杀人，就再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吗？那个博士论文奖就如此重要吗？重要到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案例二：刘海洋伤熊事件。2002年2月23日下午一时十分，正在北京动物园熊山附近的游客惊呆了，刚才还争抢食物的两头黑熊突然在一阵白色的烟雾中倒在了地上，他们口吐白沫，痛苦地翻滚着。在黑熊一阵阵凄厉的嚎叫声中，清华大学98级电机系学生刘海洋神情慌张，快步离开了熊山。他为何要往狗熊身上倾倒掺有火碱、硫酸的溶液呢，据说是为了验证狗熊是否真“笨”。 这两则案例尽管都发生过去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我却越来越觉得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忘却，因为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虽然程度反响没有这两件事情大，但却不容小视。警钟未能长鸣，我们的教育行为没有得到随时的鞭策。不客气地说，这些案例都在昭示着学校教育的某些不足。这两个人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知识与能力无疑已经得到了承认，但他们的人品为何如此低劣？我们的学校教育到底应该给予学生什么？大家你说我议，众说纷纭，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科院院士、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杨淑子先生说：“学校教育应至少给予学生三个方面的素质。第一，教学生学会如何做人；第二，教学生学会如何思维；第三，教会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三者不可缺一，不可分割，相互支持，融为一体。然而，做人是基础，思维是关键，知识与能力则必不可少。”笔者亦以为然。教会学生学会如何做人，是重中之重，是学校教育所肩负的首要的责任。为什么呢？人，有能动的思维，有社会的感情，有神圣的境界，办教育就是要育人，就是要开拓人的思维，陶冶人的性情，升华人的精神境界。这做人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础的。 现代经济管理学中有一种被称为“木桶理论“的观点：一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木桶最长的那块板，而恰恰取决于构成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板。我觉得人就如同木桶，做人、思维、知识与能力是箍成木桶的三块木板，他对社会的影响、奉献，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他知识与能力的高低，而取决于他人品的优劣。 现实生活中，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很多人都认为学习知识与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多年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弊端，重智轻德、轻美、轻体、轻劳，造成现在很多学生对祖国缺乏荣誉感，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对他人缺乏善心，对父母缺乏孝心，对自己缺乏信心。而这正是教育特别是德育要解决的问题。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面貌，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合格人才，而品德是人才的灵魂。如果我们把培养的人才看作是成品的话，有一个比喻很形象，“德育不好是危险品，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残品，美育不好是副品，劳动不好是样品。”次品残品可以改造加工，甚至可以因才利用，而危险品却要给国家造成危害。不是吗？某名牌大学财会专业的高材生到某银行就职，结果短时间内，私吞巨款，并且携款出逃。成了地地道道的国家的蛀虫。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能力有限，责任无限，对于有的事务，我们可以扬长避短，而对于从事任何工作的任何人来说思想道德将是难以忽略的。任何人知识才能发挥的如何，都不能不受到自身思想道德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想在这方面扬长避短的人，其长也是绝对不会持久的。这就是“木桶理论”所展示的“限制性”环节的内核所在。无德少德，不会做人，就如同木桶那块短的木板，它可能使一桶水所剩无几。 知识技能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品，也就是做人，如果一个人连如何做人都不懂，连最起码的正直、诚实、理解、宽容、遵纪守法都不讲，连一点挫折、不公、不平、不顺都不能忍受，你有再多的技能，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 而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生做人吗？是的，我们在教。我们在耳提面命的讲啊讲啊，但是，一方面我们又在践踏着，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为了学校好的名誉，我们不眼睁睁地教孩子撒谎吗，甚至连老师自己，不也在说谎吗？这样诚实的品质从何而来呢？如果连学校这块教育的圣地也不能正确引导学生的话，那是多么悲哀一件的事情啊。 曾在《视野》杂志2007年第20期读过一篇文章《更重要的事》文中社会活动家玛格丽特桑斯特在十几年前遇到了一位一条腿有残疾严重扭曲的男孩，极富同情心的他立即将男孩带到医院做了外科检查，检查后发现，如果经过一系列的手术，小男孩的腿是完全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