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论文.docVIP

　　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论文 .freelors”，而近于中医的“三焦”，是一种上、中、下的区分。为了与“地、水 、火、风”四大相吻合，佛教医药在气。胆、痰之后加一个合并气胆痰综合体液，变成“四体液”，这又与古希腊医学的“血、痰、黄胆、黑胆”“四体液”在内容上不同，可谓“不三不四”的演变。由于本民族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吠陀医药、婆罗门医药的内容，特别是在方药方面，传到中国后更是如比，凡天竺者，甚至中亚、西域医药知识，一旦被汉僧或中医吸收、掌握、发展，也笼统地称为佛医药。 著名的僧医有Jivaka(公元4世纪初，在华期间行医，活人无数。非通常译为与佛同时代的医耆婆，或译为耆域、只域、时博迦)、Craka、Vagbhata等，把《佛医经》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高竺律炎，也是天竺人，其医学理论的核心是地、秋、风构成人体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发生异常，便会生出4科404种病。《药师佛全书)和《治病秘要》分别介绍15种和12种疗，内容十分丰富。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学成分比重较大，这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上，花、草 、果、药皆有名(见《翻梵语》)，而且如同其它民族用名一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很普遍，如莲花少就包括了睡莲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两个种，沉香、兜楼香、梅檀香也如此。佛香的来源广泛，用途有浴香、涂香和焚香除了在佛事活动中起到环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也用于医疗。据初步统计，《大藏经》涉药用动、植物有500余种。由于语言、物种分类和分布知识的限制，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失真，讹误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红为花，为制香的贵重原料，但我国古代本草学上一直与郁金混为一谈，且重出番红花一条。李时珍云“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纲目》 郁金香条下记载佛书上译名“茶矩摩”正是藏红花的梵名。 2 丝绸之路的双向性 “丝绸之路”系因中国人发明丝绸，极大地改进了人类的穿着而闻名于世。中国的大黄 、麝香等名药很早就传到了中亚和欧洲。交流是双向的，印度佛教首先传到了中亚，再经丝绸之路东渐，影响中国，这可从汉译佛经的第一人安世高为古安息国(今伊朗高原东部)人得到证实，其后的汉译佛经大师竺法护、鸠摩罗什更是久居甘、新丝路的侨民或混血僧人。 原始佛教在这条有名的丝路上东进，受语言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改变其外在形式。现已发掘的尼雅遗址佛塔、楼兰故域佛塔均为上塔，就是佛教传入途径的最好物证。 佛教医药随着佛经传入，并且对道家名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中医也对印度的吠陀医学和佛教医学施加影响，脉学著作被译成梵文，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在国内外均处于空白状态。 丝路上的信息传递虽慢，但很准，如听商人讲述咀叉始罗(今拉瓦尔品第附近)有僧医Ghosa善治眼病，中国帝王不远千里将他请来，使王子重见光明。公元519年奉命出使西域取经的宋云到达乌场国，婆罗门僧医治好他的病，回国后无疑对佛教医药加以宣传，鼓吹引进。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3 汉化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大藏经》中包含佛教医经的译文，如：《捺女耆婆因缘经》、《温室洗浴众僧经》、《龙树菩萨药方》、《人身四百四病经》、《婆罗门诸仙药方》、《天竺经眼论》、《婆罗门药方》等。安世高、竺法护、佛图澄、义净等早期大译经家均兼通医药，义净等在译经时还对地、水、火、风为病加以阐发。 佛教名医耆婆的万物皆药思想对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学家产生重要影响，药物种数不断增加；同时药王和医王崇拜的思想，对民俗民风的影响更是十分广泛和持久。 丝路上新出现的医药内容，如《耆婆医方论》、从《千金翼方》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用药既有天竺和西域所产，也有内地药材，表现在药物使用上的结合。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五脏论》医学卷子，有署名为《张仲景五脏论》者，内中谈及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署名《婆五脏论》者，内中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表明两种医学体系交流与竞争。 僧医临床治病对象上至帝后，下至众生。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来的僧医佛图澄为赵王太子治好其它御医束手无策之病。二十六史医药学家传记中沙门洪蕴传、法坚传、僧智缘传等均为当时著名的僧医，甚好为御医，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归铱佛门。孙思邈称他“道合古今，学禅数术……，深入不二(不二法门)，则今之维摩洁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经》的医籍，从“四大”医理、医德，到“万物皆药”的思想均予吸收，多处引用《耆婆医方论》(二十六史未见著录)，有的可能是孙思邈本人发挥，如该书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从方名到组成(紫石英、白茯苓、麦门冬、防风、芍药)均为纯中医药，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辞(“万病皆愈”)，涂上“须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