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了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笔谈.docVIP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笔谈 【摘 要 题】学术史 【正 文】 　　　　清华史学对我 影响 深远 　　　　何炳棣 今春不能重访母校，参加清华国学 研究 院成立80周年纪念资深学人会议，并作一公开学术演讲，实在是一大憾事。谨托李伯重主任代我宣读简短的感言并代致祝词。 我虽然1934年(也就是国学研究院停办五年后)才考进清华，极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自修西洋史准备庚款留学 考试 ，但有幸三年级时得缘与吴雨僧(宓)师不时过从，而且特别选了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以唐代皇位承继 问题 作为练习考证的对象，因此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特征、贡献及影响，自始即有相当的了解和高度的景仰。该院的重心无疑是在 历史 ，而在历史方面，仅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导师就已富可敌国了，更不必提该院所栽培的多位国学专材了。贵系资深同仁中既已做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详细编年工作，我谈话的重心就可移到该院1929年结束以后，新改清华大学四年制历史学系的特色了。 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最近30年来国内似颇盛行的一种看法，即清华历史学派大体上直可目为陈寅恪学派。案：就在双重体制改革的1929年，清华当局从南开聘请蒋廷黻先生为系主任统筹历史系的 发展 计划。国学研究院领导仅存的陈寅恪先生改为 中国 文学系与历史系合聘，在前者讲授佛教翻译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在后者讲授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史。蒋廷黻先生第一项重要建树是从武汉把雷海宗先生请回母校，主讲由雷严肃修正过的、以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形态史观为 理论 架构的宏观中国通史，并兼授中国上古史及秦汉史。25年前答访问时，我曾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意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 社会 科学 ……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 方法 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 分析 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走这条道路的。 蒋廷黻先生和刘崇宏先生决策，利用三种渠道为清华、为全国培植历史教研人材——资送清华历史系研究生成绩优异者出国深造；经由中美庚款考试选拔将来所需史材；给予助教、教员以三年时间准备开新课。这期间培养出的新史材计有邵循正(本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赴巴黎转攻蒙古史)、王信忠(日本史)、张德昌( 经济 史)、杨凤岐(意大利史)、杨绍震(美国史)、谷霁光(魏晋南北朝史)、吴晗(明史)、朱庆永(俄国史)和未来誉满寰宇的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夏鼐(他原是从蒋廷黻先生治清史的)。研究生中只有朱延丰和姚嶶元从陈师研究中古史，而且师生关系有欠和睦。所以就多方史实论，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非所谓的陈寅恪学派所能涵盖。 但是，可喜的是，正当我入学的前后，陈先生教研的重心从佛教与中亚史地转移到隋唐史。我三年级(1936—1937年)选隋唐史时，陈师讲述的 内容 什九都是待刊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 政治 史述论稿》两书中的篇章。除我之外，班上受益者有九级(1937年毕业)的杨联陞、同级的汪籛和黄明信(他权威性的《西藏的天文历算》近年出版之后，被邀请改正《大英百科全书》中藏历专节中的错误，而其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却尚待问世)。另外还有来自燕京听讲的周一良的未婚妻邓懿。王永兴要稍待至联大才由中文系转入历史系，长期师事陈寅恪。 再应顺便一提的是，蒋师眼光锐利，不但是首位利用《筹办夷务始末》者，更是此项档案刊印的主要推动者。他又替清华买进陆军部档案。正如王静安先生之于古史，在近代史方面蒋廷黻先生也堪称为“二重证据法”的提倡者。 真幸运，在我求知若渴的国难岁月里，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据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使我既能初步反刍雷海宗师启人深思的宏观史论，又能课外品尝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及欧战前外交史名著的风味；使我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跳出传统中国史学的“如来佛掌心”，开始向掌外“大”处想，至少向“大”处梦想。这个梦想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地政策，1870—1911年》完成以后半个多世纪才能逐步实现。 正当我从英国史全力转入国史研究的时候，国内1952年的院校改组把母校的文、理、法三院并入北大，清华的历史系遭受肢解。丁则良、雷海宗师、汪籛先后含冤而死，以致我和母校历史系的精神纽带全被切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打进美国第一流学府主持中国史教研非常不易，只有靠自己著作质与量的冲击力。那时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