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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在WTO门前徘徊 近世以来， 中国 教育 在向世界大势趋同的历程中，曾经带着沉重的脚步，三次战战兢兢地尝试过向传统体制的突破与冲击。1865年洋务派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创了中国新式学堂教育的先河。随后，经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为数极少的一些睁开了眼睛的人斩荆劈莽、忍辱负重地奔走呼号，终于促成清政府于1905年9月明令自1906年起彻底废止科举制度，从此中国教育的功能与目的一洗肇始于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3年）、历时近1400年的八股科举的腐朽与没落，开始了全面近代化历程，是为首次，历时凡40年；1915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风起云涌。在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精英极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感召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全国中小学把国文课改为国语课，同时废止清末以来的各种文言文教科书，从此中国教育的语言载体和 内容 体系又一次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为第二次，历时5年；1977年初，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对1920年——1966年逐步完善起来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直至今天我们面对WTO ，再次陷入“中国教育何去何从” 问题 的沉思，是为第三次，历时24年。与中国教育前两次突破与冲击一样，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教育第三次 历史 性迈进，同样背负着历史的千年沉重。它既要面对五千年古老文明的追问，又要面对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殷殷期盼。因此，“中国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可谓“千年沉重”，正伤透着每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脑筋。 一、我们正在做什么——对某些热门现象的善意批点 事件之一：“国际校长”2001年初，核物 理学 家、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诺丁汉大学在公布杨福家先生担任该校新世纪第一位校长的新闻时用了这样的标题：“诺丁汉推举出一位国际校长。” 杨先生原籍浙江镇海，1936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当谈起在国外名校当校长的感觉时，他说“很好”。我们的新闻媒体，显然是把此事作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了”的又一完美例证热炒了一把。如果我们仔细 分析 一下诺丁汉大学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我们沸腾的热血会变得冷却一些。诺丁汉大学之所以这样做，很难说没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做一种国际化开放的姿态，以树立他们大学的国际形象；二是进行商业炒作。果然此消息一出，大陆学子赴英伦留学的费用立马飚升了许多。至于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到底存在多大差距，我们的杨福家校长保持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遗憾的是，大部分的基础教育，过多地注重了传授知识。学生真正要掌握知识，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这些过程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间是比较欠缺的”（周春林、张颖，2001）。 事件之二：“牛津女孩”2001年末，一条《中国19岁女学生打破牛津800年优异成绩记录》的消息被媒体争相转载。这则消息宣称，牛津大学颁发校长令，授予一位正在牛津读二年级的19岁的女孩博士学位和6万英镑的最高奖学金的殊荣，该女孩在学校的 考试 中以11项科目全部名列第一的成绩，打破了牛津大学800年的历史纪录，这位女孩的国籍清楚地写着：她来自中国。英国的《太阳报》已刊载了此事。不久，这则消息最终被证实为是一条假消息。正如某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此事再次加深了我们许多人许久以来的一种担心：我们可能正在习惯于以某种虚幻的东西来满足所谓“民族自豪感”。近些年来，一种浮躁的心理、一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正越来越多地滋生和蔓延，某些东西甚至扯上爱国主义的旗帜，进而理直气壮地越叫越响亮。 “牛津女孩”的报道，可算是媒体去年在大肆炒作“哈佛女孩”之后的又一个更加动人的“杰作”了。这些炒作者、故弄玄虚者或多或少地有着共同的特征：既把自己标榜为爱国主义者，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人，还要鼓动人们起来呐喊。事实上自己心里既发虚、又浮躁，以至于只好靠着幻想进行炒作和媚俗，以为他们不足的底气鼓劲。 事件之三：“打造清华”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向4000多名与会者作报告时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应该承认，这一席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因此就认为清华大学学生的综合水平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高，并进一步认为清华大学的综合水平比美国哈佛大学高，则未免失之偏颇。杨福家先生对这一席话的事后评价是：能够考上清华的学生，其素质绝对是一流的，毕竟是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如果从考试成绩上看，清华大学学生的水准的确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准高，但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清华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