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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 　就本文论题而言， 中国 大学的时间指向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 现代 ”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坐实在当代中国大学。空间指向是“大中华”地区，即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两岸三地，当然讨论 问题 的时候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体，这是讨论者的当下关怀注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中国大学的”处境，而是“中国的”大学处境，意思是要强调，谈论对象尽管限定于中国大学，其实是通过谈论全球化 时代 中国的大学处境问题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处境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大学的布鲁姆式[1]的思路。在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外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与它寄居的 社会 一样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到现代、封闭到开放、专制到民主、计划到市场的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现在必须同时面对它所模仿的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转型。就此而言，认知社会的结构特质、针砭中国大学的时弊、矫正大学的建构理念、树立大学的健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与大学 　　显然，今日之大学面对的社会背景，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逐渐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全球社会体系。到19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们已经断言这种新的社会体系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 科学 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2]这一断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键入“全球化”这个术语，就会出现汗牛充栋的 文献 目录。中文世界所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充斥着图书市场。而我们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对于“全球化”的体会就更是直接而现实了。汉语思想界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则成为近年汉语思想界的一大景观。 　　全球化的内涵是复杂的。全球化首先出现于 经济 领域并获得疾速的 发展 。全球贸易与全球市场、全球 金融 与全球公司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了。而新近为我们所认识的全球 政治 ——诸如全球军事关系、全球恐怖活动、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政治组织等等，也日益走进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动性的强化，全球文化的互动、乃至全球化的文化，也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了——世界宗教、跨国意识形态、全球趋同的大众文化，构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3] 　　在全球化的文化兴起的时代里，大学面对全球化问题的挑战、以及应对全球化设计新的大学体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现代化时期，大学 教育 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诚如金耀基指出的，“现代化最终的动力与实力是知识，也即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4]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处境占优的先进 工业 国家来讲，他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了：它越来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潜力，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说， 影响 国际的竞争和工业地位的选择。”[5]对于落后国家来讲，意味着急起直追，加强教育的结构合理性和功能有效性。“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非常道，其解决之途非常途。”它关系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口变动、政治状况、文化因素。因此，教育成为显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6]这中间，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高等教育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已经不是在义务教育的范畴内可以做道义讨论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发展动力与社会公平标尺的意义上看待的问题。[7]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视，是一个共同期待的结果：它都是期望大学给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基点上的产物。但是，这种期待所得到的结果是大为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它之在先起的现代性运作过程中获得的现代社会运作硕果，为它的大学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现代性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化局面中，它之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现代大学发展的诸条件来看，政治民主化提供给西方国家大学以独立的社会地位，使之获得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评价的开阔空间。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增长，提供给大学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使得大学有雄厚的财政支持，满足科学 研究 与技术开发的需要。而现代文化理念与文化体制的形成，为西方大学提供了开放的文化观念与广阔的文化胸襟。这些现代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西方大学发展的长期有效的内部整合相结合，促使西方大学获得了现代 历史 上大学发展的“典范”地位。尤其是19世纪英国与德国对于传统大学的现代改造，造就了西方大学的“现代”品格。英国人纽曼与德国人洪堡的大学理念，以及对于大学建构的实际效用，成为后来非西方国家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就具有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大学“典范”意义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