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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革命带来的坏消息 　　好消息：数字革命重新振兴了新闻学！ 　　坏消息：没有人愿意付钱。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警告说，因特网破坏了专业新闻报道的经济基础，所以西方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遭到威胁。 　　 　　一 　　数字革命就像它的奇迹一样巨大，但对民主来说是利弊并存之事。毫无疑问，它对言论自由有利，可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表达观点。它也对信息自由有利，使得从前秘密的或无法获得的消息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但是，如果我们理解这种自由不仅是正式的法律权利而是新闻机构的真正独立性的话，数字革命就不一定有利于新闻自由了。 　　数字革命对言论自由有利是因为它增加了公共空间的声音的多样性。它有利于信息自由是因为塑造了一种要求透明性的文化。但是，数字革命既振兴了新闻自由又削弱了新闻自由。它振兴新闻报道是因为允许新成员进入媒体并创造出前途无量的革新，在媒体受到限制的国家，这种影响最重要。但是在老牌民主国家，数字革命已经削弱了媒体扮演责任追究的公共代理人的能力，因为它破坏了专业新闻报道的经济基础，并将公众碎片化。如果我们严肃看待独立媒体发挥基本的民主功能的观点，它的机构性困境或许削弱了民主本身。 　　这就是发达社会遭遇的危险。在整个后工业世界，新闻媒体面临社会理论没有预料到的长期危机。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后工业社会的理论预测的都是知识和信息生产领域的欣欣向荣和幸福未来。影响最大的当代政治发展理论也没有预料到新闻媒体的危机会成为民主社会的一大问题。20世纪末，新媒体的出现似乎强化了最初的预测。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理论家们指出民主不可避免地产生于更开放的连成网络的公共空间，因而强化了民主价值观及其实践。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现象都暗示在后工业社会，自由的媒体和民主社会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社会理论家的乐观主义并不是孤立的。新闻媒体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曾经也对本行业的增长前景充满信心。 　　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经济的趋势也支持这些期待。像其他知识生产领域一样，新闻业不断扩张，新闻媒体欣欣向荣。随着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出现，生产和传播各种媒体消息的成本大幅度减少，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可以绕过大众媒体看门人直接进入民众中间。 　　 　　二 　　但是，近些年来，对新闻业和更广泛的民主政府来说，当代转型趋向更黑暗的方向。一些长期的趋势结合起来削弱了新闻媒体的经济状况，降低了新闻业的就业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在2007年结束的前十年中，报纸新闻记者的数量在挪威下降了53%，在荷兰下降了25%，在瑞典下降了11%，而在法国和英国基本维持稳定。根据最近的估计，美国记者的数量从56000人下降到40000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媒体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富裕的民主国家里有关报纸、杂志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利润数据普遍显示，20世纪最后30年是增长趋势，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然后在过去的十年出现下降。 　　期望新闻媒体将在后工业社会繁荣，是因为人们没有考虑某些经济现实和已经在进行中的社会趋势和新技术。流行的乐观主义忽略了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在市场上往往是系统地生产缺乏。流行的乐观主义没有考虑新闻媒体能否克服公共利益问题，它们取得成功的程度不同只是因为现有通信技术限制了公众寻找信息和娱乐的方式以及广告商接触消费者的方式。即使认识到新技术将扩大广告商和公众的选择，人们也很少预测到在新环境中，公众将陷入碎片化状态，公共事务消息的受众将萎缩，广告商能无需借助新闻媒体直接进入市场，这样资助新闻业的传统商业基础就遭到了破坏。 　　公众的变化和新闻需求也表现出代际差异。老一代人因为几十年前养成的习惯而继续阅读印刷品报纸，在固定的时间看电视新闻，但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习惯。结果，传统媒体发现，自己只能依靠上了年纪的读者生存，即使大部分原创性的报道都是它们提供的。 　　 　　三 　　这些变化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因为最主要的商业媒体模式和快速的代际变化，美国比欧洲国家更多地遭遇到新闻媒体的危机，这是因为欧洲拥有强大的公共广播机构，媒体技术的代际变化更缓慢一些。在欧洲媒体向美国模式靠拢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媒体反而可能朝着欧洲的方向前进，这里说的欧洲方向，不是指来自政府的补贴而是依靠更多的慈善捐助支持。美国新闻业也将变得党派偏见更明显，更极端化和更令人怀疑。 　　对一向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的美国新闻媒体来说，这是令人丢脸的羞辱。不过，如果使用著名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创造性破坏的大风将席卷而来，它们可能横扫一切地方，到底有多少的创造和多少的破坏，目前还不得而知。对作为企业的新闻媒体有利的事不一定对民主有利，实际上，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