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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及战国纵横家辞令辩说比较 　　内容摘要：《左传》作为解读《春秋》，并记录东周早期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研究其中保存的当时的政治语言，既可以看出同时代语言文化的艺术、思想特点，也不难发现其对后世语言表达的影响，乃至后世对《左传》所记录语言表述方式的发展、颠覆。现在，通过对比《左传》与《史记》、《战国策》中所记述的纵横家言论，或能更清晰地体现出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脉络 关键词：《左传》 纵横家 东周政治变化 辞令语言 自周厉王国人暴动已降，至幽王失国、平王东迁，西周礼乐封建制度大厦倾覆，列国始自行其是，史入春秋。及郑祝聃射周桓王中肩，天子之威丧尽，诸侯自相朝聘，政治大不同于以往，故辞令之术日精，《左传》记之极广；至于战国，七雄并峙，绝无天子，纵横之学横行中国，公卿衰弱，说客辩士游食豪强，《史记》、《战国策》罗列甚详，与春秋时言语风格虽更新易代，而内实相为承继 一.《左传》辞令语言的特点 1.艺术上典雅庄重 由于春秋时期贵族政治依然是列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故主政典军、遣使朝聘，大多以公卿贵胄为主，这些人具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受传统礼乐制度影响颇深，故而在政治辞令上必然体现出唐代刘知几所谓“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的特色，一如延陵季子论乐与国风，纵然当时吴越偏远地方，礼乐文明在贵族卿士身上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而语言精练，意旨精微，词句庄雅，使以记事为主的《左传》中行人、大臣虽然记言往往三言两语，却始终给人感觉以一针见血之准、微言大义之深。齐侯屈完盟于召陵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结合《左传》具体记述来看，赋诗言志诚然是春秋时期常用的言政、外交手段，据清代劳孝舆《春秋诗话》统计《左传》中仅列国外交，计“引诗七十五则”[2]，至于谏诤、议论，则不下百五十数，如此一来，鉴于诗歌本身的浓烈艺术本质，以此为讽喻利器的辞令之术也极难摆脱这种雅致化的影响，更由于这种与众不同、意在言外的言语方式，切合了公卿贵族特有的地位、心里，于是乎更进一步推动了辞令语言的典雅化。如《襄公二十九年》： 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W，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处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3] 子展断《采薇》之章，引以为勤王之辞，既反驳了伯有对使者人选的非议，又抬高了自己任命的政治礼法意义，言辞有理有据，正大光明，势不可当，充分表现了对诗的灵活运用 2.风格上内蕴外达 依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行文有“三体五例”，五例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4]。观辞令亦不出此五例，所谓内蕴外达，也即是言：在保证辞令能完全传达自己意愿的前提下，尽量使用符合对方接受方式和政治环境要求的表达方式。一如《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问鼎，其辞如下： 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呋杪遥?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r，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5] 以此为例，王孙满临楚强周弱、庄王陈兵问鼎之形势，辞强则有激怒楚人之危，?馊踉虮夭荒苊庵苁抑?难，故不言责楚而言周德，其意微而显；不言鼎重而言不可问，其指志而晦；追殷夏，溯成王，广列成败，婉而成章；唯德是崇，言多不失，尽而不污；终以惩恶而劝善为本，志在退楚兵，骇庄王。其始终不言责楚，不谈国力，礼法在明，大势居暗，特见春秋风格 3.思想上崇尚礼乐 与春秋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不同，《左传》所记述的当时的政治辞令仍然反映出礼乐制度的强大影响力，它依旧支配着霸主的政治活动方式，“尊王攘夷”一方面是《春秋》、《左传》中儒家思想在行文上的体现，一方面也说明了西周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尚未完全消散，这也就使春秋辞令犹有本于礼法的特点。如《僖公九年》葵丘之会记宰孔为天子赐齐桓公胙，无使拜受，桓公对：“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6]即可见礼制、王室诚然为霸主伯业之大旗帜 二.与纵横家言的对比 1.表达者及其思想的不同 依照刘向父子言，诸子百家皆出王官之学，则周代学术实日趋下移，春秋时公卿贵胄仍是知识持有者和政治要员的主力。孔子开私学之便，至于战国，广大士人阶层的知识水平明显超过了贵族势力，纵横家更是个中代表。《七略归纳九流十家，方才使战国时期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