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继忠错过了东方的现代主义.docVIP

冯继忠错过了东方的现代主义当冯纪忠先生于12月11日因病去世之后，上海北京等各地报刊的文化版宣称“中国建筑的一个时代结束”的有之，称其为“我国现代建筑奠基人”的有之，以“不能被遗忘的现代建筑前辈”为题的亦有之。这些高度概括以至于空空如也的口号标题和其下百度百科说明书般的内容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媒体和这个时代对于冯纪忠这个人物的无知。　　问题的实质在于失去了冯纪忠，我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去读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和未能做成什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半个世纪中。　　冯纪忠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土木时（1934年），当时同班同组一起做测量的有贝聿铭和胡其达。1936年他去了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T.H.）学建筑，这所学校和包豪斯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某些包豪斯的教员甚至都是他们的学徒。以冯纪忠自己的讲法，“格罗皮乌斯是从贝伦斯学过的，贝伦斯是维也纳理工大学Otto Wagner的学生。Otto Wagner已经是所谓新艺术风格的后期，现代主义的苗头在维也纳已经冒出。”因此，冯纪忠在维也纳接受的事实上是当时最为现代的建筑设计训练。在那里，学建筑不再就是学建筑，而是需要学习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学习空间结构和甚至动手制作雕塑。作为工程师毕业的冯纪忠，空间的功能已然成为其设计和规划中的核心问题，而不再拘泥于古典建筑传统对于例如大屋面、门窗形态或某些柱子的所谓审美和雕琢。　　但现代主义的中国建筑师尚未发挥和解放其东方空间的现代魅力和能量，他的建筑之路途在欧洲就遭遇到了一次暴力冲击。冯纪忠原先准备做的博士论文是维也纳的一处老建筑，测量工作都已经完成，却就在他即将开写之际，二战降临，整栋建筑在战争中被炸毁，博士论文也不了了之。冯纪忠此后的一生中几乎从不提及自己其实是念过博士的。这次事件看似意外，事实上，是历史扔给冯纪忠的一颗炸弹。这颗炸弹以一声巨响明确宣告了建筑作为一种高度依赖于物质的脆弱艺术，建筑师显然不是这种艺术的真正主宰者。　　从奥地利回国之后，1948年底至50年代初，冯纪忠在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参加了上海的规划。当时，冯纪忠便提出了有机疏散的观念。在他的规划设计中，整个上海将进行分区，其中用绿化带隔开，在这一都市规划中，闵行和吴淞都成为了城市有机疏散中的区块。但这就此时，苏联专家来了，一切规划都听苏联专家，有机疏散被打倒。于是，城市就困在自己的环路里，其内部是痛苦的交通梗阻和住房危机。　　在冯纪忠的规划中，我们曾经可能有过另一个上海和另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在这个方案中，城市的扩展将保留原先的自然地形，街道之间会有小河，住宅区之间保留高低不平的自然坡地。每片街道都将具有自己明晰的地理形态和可追溯的微观地理历史。这便可避免市民在城市到家不知到家，无可识别的空间迷茫，而这恰恰是当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绝大部分中国城市所身处其中的困境。　　即使其设计的重大方案屡屡未能实现，但事实上1950年代已经这位雄心勃勃的设计师事业最为顺利的好时光了。这个十年间，他留下了东湖客舍和同济医院这样的经典作品。前者成为了顶级别墅的一个标杆，而后者在如何隔断交叉感染等空间处理上成为了此后众多医院的翻造模板。而此后，设计事务所便不许开业，冯纪忠能参与的设计也从越来越少变成为没有设计可作。在当时的中国，设计不再是一个或一群需要建筑的人向一个专业人士的邀请，是个人或某个群体对于某种空间的需要，空间的生产已经成为了一种国家政治意志的体现，所有空间的生产都成为了国家所从事的生产。空间的设计、规划和生产显然不再是一个竞争最优方案和公民选择的过程，而成为了一种体制内部的自我安排和循环。按照冯纪忠自己的回忆，“国家有设计院摆在外面，这个体制是最好你学校别插进来。”学校都无参与的机会，独立建筑师当然更没有施展的机会和空间了。除了作为御用工匠，为最高权力者献艺之外，例如那个为毛泽东修建在武汉长江边上，以供其度假使用的别墅——东湖客舍。　　设计了毛泽东别墅的建筑师，住在上海襄阳北路的弄堂房子里，再没有设计可作。他的小房间里堆满了书和箱子，唯一剩下的空间就是一张小桌子。一开门就是桌子，开门就不能坐着，坐着就不能开门。在这个开关之间就没有容身之地的空间中，上世纪1980年代之后流行于我国建筑院校的空间组合原理就在1950年代末诞生了。这个空间原理，正是从最小的空间，从最基本的单元开始的。　　空间组合理论，在当下西方理论全面峰涌而入的建筑界看来，已无多大新意和冲击力，但在1960年代，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刺激性的空间观。冯纪忠的空间观是功能主义的，而中国1960年代的建筑界，基本上还是形式主义的空间观，主管部门、建筑师都还就屋顶、柱子和门窗的细节纠缠在民族形式、西方形式西方技术的争论泥潭之中。在冯纪忠的这个空间组合理论中，建筑设计的重心从建筑本身，转移到了空间的处理。一栋建筑的建成，其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