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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边缘 状态下诉求渠道缺失 浙江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 杨建华 　　一、问题缘起及调查说明 　　当前很多地方相继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其实这种“难”和“荒”在前些年也相继出现过。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用工荒”？造成这种“用工荒”的背后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浙江是农民工大省，截止到2009年6月底，有农民工1800万。浙江对农民工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上都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完善身份和情感认同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我们就以浙江省为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讨论。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2009年9月完成的“浙江社会群体与社会稳定研究”课题中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此次调查按照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覆盖了浙江省4个市，8个区，16个街道的32个居委会和村委会。调查获得的有效问卷1159份，其中农民工群体的样本量为114，同时采用个案访谈方式，对53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流动、就业、失业、再就业的过程。问卷样本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6.7%，女性占33.3%；年龄是18-30岁的占51.0%，31-40岁的占30.1%，41－50岁的占16.1%，51岁以上的占3.5%；学历是初中及以下的占70.1%，高中、中专、职高的占26.4%，大专及以上的占3.5%。 　　二、农民工生活主要状况 　　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农民工5天制工作时间的较少，仅占11.8%，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1/3，而每周工作6天的占25.2%，没有休息的则占63.0%。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89±0.19小时,比其他社会群体（8.87±0.07）高出一个小时，此外53.2%的人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见图1、图2）。就工作环境来看，农民工感觉噪音大（包括非常大和比较大）的占51.9%，比其他社会群体（21.9%）高出30个百分点(见图3)。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资纠纷发生率较高。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超过五成的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资纠纷发生率较高。调查发现最近两年与用人单位发生过纠纷和冲突情况的，农民工高达15.2%，比其他社会群体（7.0%）高出一倍多。 　　收入水平低，家庭负担较重。农民工群体个人年总收入主要分布在 0.6-1.2和1.2-2.4万元，其中0-0.6万元占3.5%，0.6-1.2万元占30.9%，1.2-2.4万元占43%。农民工家庭平均人口数为4.28人，其中有收入的平均人口数为2.44人（见图4）。 　　城市社会支持网络匮乏。一是基本不与城市人交往。本课题调查的53个调查个案，44人明确表示交往基本限于老乡工友，比例为83.0%，仅11.3%的人表示也结交了一些城里朋友。遇到困难时，51.29%的人向亲友、老乡寻求帮助，向城市人寻求帮助的只占7.69%。二是不参与异质群体组成的城市组织，在53个调查个案中，明确表示参加过工会等正式组织或其他城市组织的仅9.4%。无论一代还是二代，都基本不参与城市组织，也不寻求正式组织的支持。 　　据调查，农民工社会交往对象情况为：交往对象是亲友、老乡、工友、房东的人数有44人，占83.0%；交往对象是城市居民的人数有6人，占11.3%；交往对象是就地打工的人数是3人，占5.7%。 　　身份代际传递，底层水平流动。通过流动—失业—流动的循环，职业层次也没有提高。在53位农民工个案访谈中，向上流动的仅1人，占1.9%；曾经向上，但最后平行流动有2人，占3.8%；平行流动的高达50人，占到全部访谈个案的94.3%。 　　“社会焦虑”感强烈。社会学有一个术语叫“社会焦虑”，它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紧张的心理状态，从社会调查来看，最容易感受到社会焦虑的是那些被称为“边缘性群体”的农民工。很多农民工在为眼前的生计、为以后的出路着想而充满焦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老板拖欠工资怎么办？没有了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怎么办？孩子不能按时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没钱进医院怎么办？等等。 　　边缘化状态下诉求渠道缺失。农民工处于不被认真对待、在“被忽视”中生活。他们在职业稳定性、收入、保障等方面的被边缘化现象十分普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所处的边缘化状态，造成诉求渠道的缺失。在我们的调查中，其表达渠道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知识缺失、维权途径缺失，对侵权境遇表现出无奈，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自身意愿；二是基本话语权缺失，当涉及到生存、安全被忽视、发展权空缺时，他们或者无知，或者无人可讲，也无人会听，无法运用正式的组织系统、社会系统发出自己的声音；三是内部表达意愿缺失，大部分二代农民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