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的冷思考 .docVIP

　　碳金融的冷思考 〔摘 要〕当全球变暖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碳金融成为世界金融的一种潮流时，我们国家也正赶在这条路上。但从“气候门”事件爆发后，我们更需要谨慎地思考碳金融发展的源头的真实性、碳金融工具的可靠性以及碳金融背后的政治博弈。坚定我们改善民生的根本方向、立足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全球变暖；碳金融；碳币 　　从1977年的国际气候大会开始，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逐渐走上国际会议的舞台，与此同时得到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其承载和自净能力有限，各排放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收入，而不顾由此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大气环境容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任其发展，将最终导致大气环境容量的崩溃，再现“公地悲剧”。 　　目前，将负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庇古税，一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庇古认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只纳入私人成本，仅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忽略了自己产生的社会成本，使得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导致市场失灵。庇古建议政府通过对产生负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征税，增加企业所产生的私人成本直至等同于社会成本，将企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按照科斯的理论，当大气环境容量的产权明晰并可转让之后，排放者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来获得其使用权，从而其稀缺性价格会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此时，排放者的私人边际成本因为已加上使用大气环境容量的边际成本而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得以内部化。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有实力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减排的主体因可以通过出售多余减排单位来获利，会更有动力进行超额减排；而不具备实力的主体可以通过交易降低减排成本，从而促进社会减排总成本的降低。因此，依照科斯产权理论所构建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消除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负外部性、促进减排的选择。 　　为了应对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的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3月生效。另外，为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具有量化目标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2008—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5.2％。《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它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像金融产品一样进行交易，从而催生了全球碳市场。碳金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金融方法的统称，包括银行“绿色信贷”、低碳项目直接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权及衍生品的创制和交易、相关金融中介服务等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当全球变暖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碳金融成为世界金融的一种潮流时，我们国家也正赶在这条路上。但从“气候门”事件爆发后，我们更需要谨慎地思考碳金融发展的源头的真实性、碳金融工具的可靠性以及碳金融背后的政治博弈。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对碳金融发展进行探讨。 　　1 碳金融发展基础的真实性 　　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评估报告，全球每个角落都在为迎接一场大自然向人类的挑战而疲于奔走，然而人们似乎从未质疑过这媒体广泛宣传的所谓人类浩劫。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一周，几位顶级科学家之间的电邮往来被曝光，揭开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变暖”科学欺诈丑闻：被抓住的人是供职于英国东安吉里亚大学的气候研究所（CRU）的科学家。无法辩驳的事情真相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顶级科学家们刻意伪造数据和制造科学欺诈的行为!他们就是拿着经过修改后的数据，大言不惭地宣布，人类驾驶汽车和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造成巨大的气候灾难! 　　郎咸平曾撰文批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对数据图形的错误解读。如下页图所示，戈尔由此图得出的结论是，二氧化碳与全球气温曲线形状吻合，正是二氧化碳推高了全球气温的上扬。但他的结论与图中柱状部分的800年所反映的事实是矛盾的。在这800年期间，二氧化碳浓度在上升，而气温是在下降的，气温先达到了峰值后二氧化碳浓度的峰值才出现。这就恰好说明，正是气温的变化使得二氧化碳发生了同向变化，是气温上升决定了二氧化碳的上升，而非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而致使全球气温上扬。 　　24万年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