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中感悟与实证的对接——试论“中道管理”与“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docVIP

　　管理研究中感悟与实证的对接——试论“中道管理”与“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 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从个人层面看，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研究者个人不断进化的有效途径，因为管理的决策对公司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管理者的胜任力成为了关键性的并且常常是稀缺性的资源……这个进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观察、认识管理问题的范式的转变，世界观的转变和胜任力的提高。”这里，提出管理者转变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管理创新要有新的指导思想；胜任力是指参与社会实践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管理学离不开哲学导航，哲学提供的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世界观的转变，才会重新定位“我怎么管理?”“我怎么研究管理?”这样源头性的问题。“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的内涵就是一种观察、认识与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式——既然经验和理论有可错性，就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因果关系和基于“该关系”的方案，把管理推向了无止境探索和创造的路上。世界观决定着管理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质地，无形中左右着管理方法和管理研究的方法，新世界观一定是因为它终结某种旧的观念而熠熠生辉，“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正是摆脱了感悟思维对“经验、理论”的过度依赖，才迈出了创新的步伐，其研究思路(见图1)。 反馈1是一个验证，或者说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试错是科学的保姆，因为“根据片面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尽可能迅速改善我们的知识，尽可能及早发现我们的错误，并消除它。lOcalHost”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其有一个纠错环节，即反馈学习的环节，因为“溯因推理”和“制定的方案”也具有“可错性”，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双环学习过程：由反馈1构成了一个单环的渐进性学习…根据绩效调整方案，形成同一因果关系下的不同方案，但是，它并没有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由反馈2构成一个双环的变革性学习，即根据绩效的高低，它不仅仅反思制定的方案，而且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的正确性，因而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个研究过程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探索实验，而且也是一个将科学原理转化成管理实践的过程。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实现管理研究的创新，而且实现了管理活动的创新。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以“友好反馈”为据，说明“问题b的确定、a—b关系的猜测、选择以及具体解决方案的设计，都深深打上了管理者的主观烙印，与管理者的经验，特别是知识背景密切相关。”其内在的“溯因推理”逻辑机制吻合了管理的实践性、科学性、权变性特征，从而保障了管理的效果。“溯因”在中国感悟思维中是最模糊的，事实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归因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原因。通过反馈2的自我纠错，“研究”把中国管理的朦胧感悟推进了理性思维的漩涡，是中国管理艺术向管理科学迈进的重要哲学台阶。凸显了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的“科学”特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感悟一实证的对接”将使管理学研究向更高阶段迈进，更加精准，其概念模型(见图2)。 《中道管理》探讨的是管理的艺术，而“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注定管理学具有艺术和科学2个维度。人本主义管理学研究范式正在兴起，中国人文传统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正在提升，这为科学和艺术二维交融提供了时代契机。 中国感悟思维下的《中道管理》强调主观感应，重想象，直观对象，主要靠感性，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感悟中注入了逻辑思维，强调客观理性，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维为主。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分析对象，构造概念体系，对客观规律的不断揭示和描述，其哲学根源是遵循因果决定论，严谨而规范。 中华民族思维定势决定了中国人与管理艺术性有天然的血缘。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艺术——之所以称其为“人文”，是因为它涉及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艺术等基本要素，知识、智慧与艺术等与个人价值观有关的离不开民族的人文传统，因此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民族性格因素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必须是中国管理理论建构的因素，但不是全部。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拥有的，恰恰是我们缺乏的。管理科学的“中国性”不是指在中国应用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定理，而是说这个管理理论和定理是中国人创造的；不是独立选择的，而是独立创造的；它是被现代中国管理困境激发出的学术原创冲动，它体现着中国人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它开启着中国人的管理世界，代表中国向世界输出有中道管理特色的管理科学。 3“中道管理”有待继续道说 “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方面，与西方管理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难以融人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也指出，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中国推行的最大困难是研究方法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