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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阐述 作者：丁志国 徐德财 赵晶 单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和谐与公平开始受到拷问，并可能最终影响我国未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整体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多聚焦“三农”问题，并且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显然，我国正处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正确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农村金融是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过去农村金融为了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温涛等，2005)。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的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也不可能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显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极有可能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失调(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势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重新理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促使和保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丁志国等，2011)。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发展我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参与的农村金融活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很难达到有效，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同样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mdash;2001年银行业政策调整阶段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进而使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由此，撇开外部政策干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援农村发展，然而这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的活跃程度。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明显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别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回归分析，因此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分别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效率和农业信贷效率，但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内部，不涉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方面。谢琼等(2009)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我国西部农村地区1978mdash;200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投资水平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贾立和王红明，2010)。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源于该区域农村金融整体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整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张敬石和郭沛(2011)进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效率则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尚缺少一致性结论，尤其缺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1978mdash;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科学甄别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回答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