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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津与文学 天津城始建明永乐年间，但天津的历史却不肇端于明。天津的前身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天津蓟县夏商时属无终子国，秦汉至隋唐，先后属于无终县、渔阳郡。宋朝时，天津地区部分属于少数民族统治区域，经历了辽、金、元三个朝代。金代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元代直沽一带更成为漕粮转运和盐业生产的基地，称为“直沽口”，后又设海津镇。明清以来“，天津”都是在直沽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是古代天津的发展简史，而古代天津文学则是天津历史的另一种记录形式，它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形象生动地记录、反映了天津的发展，昭示出天津的城市特点。根据天津城市发展的历程，加之天津古代文学发展的特点，遂将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对应关系作如下阐释： 一、天津前身与天津文学的发生、成形 金元之前，天津地舆沿革如下：“《禹贡》冀、兖二州之域，周为幽、兖二州地，春秋为燕地，秦为上谷郡境，前汉为幽州渔阳郡泉州县、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参户二县地，后汉为幽州渔阳郡泉州县、冀州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县地，晋为幽州燕国泉州县、冀州章武国章武县及渤海郡地，北魏为幽州渔阳郡之雍奴县，隋为冀州涿郡雍奴县、河间郡鲁城县、长芦县及兖州渤海郡地，唐为河北道幽州范阳郡武清县，宋为燕山路燕山府武清县、河北路沧州清池县及清州地。”[1] 在这些朝代的更迭之中，天津一地均附属于某州郡，没有职官的记录，亦没有行使过独立的行政权，而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恰是天津文学的发生期。与此地尚未形成独立的行政存在相对应，这时期的文学亦附属于当时整个的中国古代文学，亦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这段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多为途径此地的文人创作。如汉魏之时，曹操曾途径天津，并遇到暴雨和洪涝的阻滞。据《三国志bull;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初平十二年率兵北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埯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白檀，属渔阳郡，因此，这段记载确定无误是描述曹操途径天津时的情形。而他的《步出夏门行》组诗就是作于此时，其《观沧海》中所述之“碣石”、“沧海”正是天津古地的风物：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乐亭县，此山已沉陷海中。黄节在《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也确认此诗作于天津古地：“当是至无终、经白檀、历平刚、登白狼之时。”又如李唐时期，天津地区属于“河北道幽州范阳郡武清县”，陈子昂、高适等人都曾途径此地，并写下诗歌。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就是作于其从军幽蓟之时，抒发其抑郁不得志之苦闷。而随后的《登幽州台歌》更是将这种人生的苦闷发挥到极致，堪称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适一生有过三次出塞的经历，前两次均是赴幽、蓟边塞。他在《别冯判官》里高唱：“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关山惟一道，雨雪尽三边。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借誉美冯判官表露自己入幕建功的意愿。他的《营州歌》记述了幽、蓟、平、营四州的风物，而《燕歌行》更是以极高的艺术水平、独特的边塞气象而于中国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除陈子昂、高适外，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张籍、李颀等人也都有关于蓟渔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由以上所举实例可证，金元之前的天津一带没有本土文人，其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服务此地的从军型文人与途径此地的游览型文人，而且这些文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其作品不被以创作地的标准归类，而是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因此可以说，这时期内的天津文学依附于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学。 自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天津一地才以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并开始有了职官，据《天津县新志》记载：“金以完颜佐为都统，完颜咬住副之，戍直沽寨，是为天津职官见于史册之始。”[2]元延佑三年，元朝统治者在此地设置海津镇，并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镇遏直沽，于是海津镇又被称为直沽。由于辽、金北方政治中心的设立，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定都大都（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北转，天津因毗邻首都而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直沽一带成为漕粮转运和盐业生产的基地。 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的聚集，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下逐步走向与之融合乃至被同化，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天津文学处于形成期。处于形成期的天津文学与发生期的不同是，一些天津地区的士人开始有较多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并从事文学创作，如张斛、左企弓、刘中、韩玉、鲜于枢等人都是渔阳（今属蓟县）人，其中以鲜于枢成就较高。此时由于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的兴起，曲已取代诗词，成为主宰文坛的一代新文体。鲜于枢除精通诗文外，还兼擅散曲创作。其子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