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化传播的互动特点分析.docVIP

抗战时期文化传播的互动特点分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这种国际战争意义上的外交和文化传播互动，其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了。中国官方对国际舆论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视，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战争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深受参战各国，特别是各西方大国对外宣传和文化战略的启发。以战时的三大盟国苏联、美国、英国为例，在战争期间，甚至早在战争之前，都建构或设置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及文化战略机构。苏联在战争爆发后即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即成立了由军方掌控的新闻检查处，1942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军事情报局，主要负责监督国内宣传和策划对国外的官方宣传事宜。不仅如此，苏美还特聘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重点就传播技巧、传播与受众态度改变等课题展开大规模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扩大舆论宣传和文化渗透的攻势和战果。这些机构的职能，除向法西斯国家及武装力量不间断地发动反宣传攻势，进行文化心理影响和策动外，同时也对国内民众进行积极频繁的思想灌输和情感引导；对友邦民众进行舆论引导和文化心理感召；对中立国民众提供具有倾向性的新闻和文化信息等等。不仅如此，即使对战争中敌国的宣传机构，中国官方宣传机构也抱以极大的研究和借鉴兴趣。 十分明显，战时中国官方设立的国际宣传处这样的对外舆论和文化传播机构，就是参照战时各国的经验和模式而产生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国际宣传处直属于中央宣传部，但其真正的掌控者却和各国一样，是最高军事当局，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以，该处作为战时中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指挥中心，其权威性正在于此。抗战期间，中国在对苏文化传播互动的样式与手段方面更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主要集中表现在文学、美术、音乐和电影等情感性舆论形态方面，因此，更能体现出的国际传播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从而使参与新闻与文化信息互动的中苏彼此之间，产生战略性传播与接受效果。 中苏文学互动与知识分子“苏联观”的形成 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播互动，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在20世纪20、30年代曾出现过第一次“热恋期”，但两国间更为广泛深入和多样化的交流互动却是在抗战进程当中。中苏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互动，首先得益于相互间的战略信任和利益攸关。“七七”事变刚一发生，苏联即明确宣示其援华抗日政策。1937年7月13日，《真理报》即刊发社论，公开表示声援中国的抗战。翌日，苏联外长主动接见中国大使，又一次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迅即抓住一契机，于8月21日与苏联代表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求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近两年中，苏联即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并派空军入华抗击日寇，从而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重新激活。这一政略和战略背景，正是中苏文化交流互动得以健康开展和持续下去的重要前提。 战时中苏文化传播互动关系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其主要体现在相互间政治文化意识的沟通上。特别反映在知识来源及其支撑系统方面，集中包括在社会背景、话语体系、历史积淀，以及相互交往中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第二阶段，从苏德战争爆发到“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以及公布美英苏战后安排世界权力格局的设想之际，其主要体现在相互间政治文化意识进一步理解，从而形成相互呼应和相互激励，特别是对创造战后新世界和谐秩序的向往和文化尝试上。在这一阶段的交流互动中，相互间的国家利益成为价值选择和进一步沟通的主要依据，而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被双方有意识地淡化，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频繁和大规模的交往活动中，却极有力地助推了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苏联观”的逐步形成，同时也助推了苏联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国观”的逐步形成。这方面，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国抗战文化和抗战文化传播形态时，一直被忽略或觉察不够的地方。 中苏文化在重庆传播互动的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平台，是综合性杂志《中苏文化》。该刊于1937年11月在重庆复刊，其交流内容丰富多彩，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各个层面，可以说，是一本全面融合两国政治文化意识，并详细加以评介的、具有显著大众传播舆论控引意志的杂志。其创刊词即明示，该刊的旨趣为：“以沟通中苏文化的伟大工作为主。”①由于该刊的传播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知识民众阶层，所以，在交流比重上，更倾向于译介苏联的政治文化内容，尤其是更注重于苏俄文学的译介。 据战时的粗略统计显示，《中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重点推出的具有反侵略内容的文学作品就有20余部，如《保卫察里津》、《俄罗斯人》和《一支带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