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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保守心态研究 本文作者：杨站军 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河南大学文学院 诗界革命是近代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既有诗歌自身的因素，又有非诗歌方面的因素，这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因素。在激进与保守力量的对比上，有学者指出：“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关于把这一点，表现在诗界革命诗人自身的身上，显得更为突出。晚清时期，中国在内有外患的双重刺激下，逐渐出现了两股比较明显的政治势力，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激进与保守的思潮。一方面是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些固守中国传统的文人变得愈来愈保守，另一方面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受中国古代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的影响，逐渐地形成了改良主义的思潮。在文坛方面，诗人也开始受到这种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也出现了激进和保守两大派别，当然这两大派别之间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有的政治上倾向改良的在文学上倾向于保守，而有的政治上倾向保守的在文学上则表现的相对开放一些。 一方面，梁启超早期就显得较为激进，他在甲午战争以前，就率先提出“新学之诗”的创作，与当时同在北京的谭嗣同、夏曾佑三人一起讨论新学，并把这种热衷新学的热情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之中，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中国诗歌自身的特性，应把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些宗教、地理、政治方面的名词术语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这样的结果是，连他们本人也失去了创作的兴趣。当然，这一方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但不可不注意到自身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当时诗坛上占着主导地位的“同光体”诗派，他们在维新变法时期，大多也都支持维新改良，有的还参与其中，这些人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还是当时参与变法改良的领导者，有的为维新变革进行鼓与呼，如沈增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诗人在诗学观上，面对中国传统诗歌所遭遇的困境，他们也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学习西方，他们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保持诗歌自身的特色，但他们并不排除使用当时开始使用的新词新语，并没有排斥一切外来的新诗新物，所以并没有像到了南社诗人眼中所贬斥的遗老遗少的“无病呻吟”，同光体诗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诗歌的较高的成就。而诗界革命诗人的整个诗歌创作正处在一个尝试调整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诗学纲领，当然一个重要的诗人黄遵宪除外，关于黄遵宪在论文的第三章已经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黄霖先生指出：“到他（梁启超）真正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和认真研究的时候，lsquo;诗界革命rsquo;的热情早已衰退了。不过，不论是梁启超还是黄遵宪，对于lsquo;古风格rsquo;的追求，固然使他们注意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但同时也束缚了诗体的彻底解放，完成lsquo;新派诗rsquo;向lsquo;白话诗rsquo;的过渡。”关于这一点，可以进行辨析。黄霖先生的观点还是站在白话诗歌的既定目标之上，通过白话新诗来反观诗界革命，这样就难免扩大诗界革命的不足之处，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诗界革命需要注意的地方。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启蒙的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背负着传统反传统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即以学习西方、批判传统、革故鼎新为手段，以保持和发扬传统为目的；或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即表层意识、自觉意识里是反传统，深层意识、潜意识里却是再现传统、复归传统；或表现为出发点与归宿的矛盾，即以批判传统、抨击传统开始，以皈依传统结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这一独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既爱又恨，即试图超越有无限依恋，激烈的破坏心理与强烈的关切心并存，爱得愈深切，破坏得愈彻底。这种心态颇类似弗洛伊德所谓“俄狄浦斯情结”。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别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历史非常悠久、规模非常庞大、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不是说你要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亡天下，亡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体现。因此文化是我们今天的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它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整合、民族认同的一个核心的要素。而且，从今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文化领域的演变和政治领域的演变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不论是对传统持什么态度的人，对传统的定义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即传统到底有哪些属性，关于这个问题却几乎没有人探讨过。所以，有必要对传统的基本属性进行一番探讨。传统的第一个属性，就是传统是演化的。许多拥护或者反对传统的人，就是仅仅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一个过程，静止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你要么继承它，要么毁掉它。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传统本身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纽带，它是一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