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视角下的格萨尔史诗翻译.docVIP

海外汉学视角下的格萨尔史诗翻译 1．0《格萨尔》史诗的域内翻译与传播 《格萨(斯)尔》是我国藏(蒙)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①。《格萨尔》与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篇幅比《荷马史诗》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大)，被誉为“世界最长史诗”和“口头文学的典范”。由于口传文学的集体性和流变性，目前还无法确切考证史诗的诞生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史诗于7世纪初具模型，11世纪时由人民群众在藏族古老的神话、故事、歌谣、传说、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集体创作而成。13世纪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学者翻译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从而，作为藏族民间文学经典的《格萨尔》史诗经过翻译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史诗《格斯尔》。14世纪之后《格萨尔》史诗传播范围更广，流传到纳西族、裕固族、土族等其他民族之中。最早发现、影响较大的书面本是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即北京用木刻刊印的《格斯尔可汗传》，共7章，是个不完整的本子，但是国外多种语言译本的源本。1954年，一部6章本的蒙文《格萨尔》在北京隆福寺大街大雅堂旧书店被发现，即北京隆福寺竹板本，与上述“北京木刻版”合起来就成为了完整的13章蒙文本。《格斯尔》在蒙古族地区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经人民群众的集体传唱，增添修改，形成了多种不同而又互为依存关系的口头传唱本、抄本、版本。任乃强先生(1894－1989)是国内最早汉译藏文《格萨尔》的学者。他首开非藏族本族人士研究《格萨尔》史诗之端，揭开了《格萨尔》汉译序幕。新中国成立后，《格萨尔》的汉译进入了新的时期。藏汉翻译家王沂暖(1907－1998)是杰出的《格萨尔》汉译者之一，他与华甲(1901－1986，藏族说唱艺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于1981年出版。该藏文原本《格萨尔王传》是华甲于青海贵德收藏而来的手抄本，故称“贵德本”。在《格萨尔》藏汉翻译的同时，蒙文《格斯尔》的汉译工作也在同步展开。这些蒙、汉等语本子的出现主要归功于域内各族人士的持久关注和努力，为之而展开的译介基本上都属于域内各民族语言翻译与传播阶段。《格萨尔》在中华民族之间的翻译和流传中，不同民族均在史诗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域内翻译与传播使《格萨尔》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蕴涵着中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是中国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更重要的是为《格萨尔》的外译，他民族化、世界化提供了转译的可行途径。 2．0《格萨尔》史诗的域外翻译与传播 产生于青藏高原藏族地区的《格萨尔》史诗，以其独特的魅力长久流传于西北、西南、东北等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跨越国境，宛如一朵珍奇的鲜花竞相绽放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为世界人民所喜爱和珍藏。如果说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的大背景下，汉、藏、蒙语之间的《格萨尔》民译和汉译是25域内翻译的话，那么，《格萨尔》的外译则属于典型的域外翻译了。(王宏印、王治国，2011:17)根据现有国际藏学和蒙古学的资料搜集来看，早期在学科意义上开展《格萨尔》译介活动的，大多数是域外的学者，其时间可以上溯到18世纪70年代。1776年，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ReisendurchverchiedeneProvinzendesrussischenReiches)一书中，俄国旅行家帕拉斯(P．S．Pallasa)首次向俄国人介绍了史诗《格斯尔》，对主人公格斯尔作了评述，并论述了它的演唱形式及其有关的经文。1839年雅科夫bull;施密特(I．J．Schmidt)的德文版《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DieThatenBogdaGesserchanrsquo;s)在圣彼得堡和莱比锡两地同时出版。该书德文意为:“功勋卓绝的十方圣者格斯尔王的事迹”，是施密特在俄国皇家科学院的资助下，根据1716年“北京木刻版”蒙文本译成德语，全书分为7章，共287页，，从英雄诞生和成长为王以前的孩提时代、青年时代的种种惊险遭遇到降魔伏妖、地狱救母等均按故事情节作了译述。此书于1925年再版，1966年又再次重印。其德译本初版于170多年以前，现已成为极为罕见的善本之一，它是《格萨尔》在西方世界最早出现的完全意义上的译本。1936年苏联学者科津(S．A．Kozin)将蒙文“北京木刻本”译成俄文《格斯尔王传mdash;mdash;mdash;关于仁慈的格斯尔贤王的故事》(Geseriada)在莫斯科出版，并对史诗进行了社会分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重视。1961年巴尔达诺(NamzhilBaldano)在乌兰乌德出版了《阿拜格斯尔mdash;mdash;mdash;布里亚特的